從1881年以一個“打醬油”的小軍官身份初涉戎事，到1916年權傾天下卻眾叛親離，袁世凱35年的政壇生涯，留下太多的爭議。他集“中國之華盛頓”、 “真正的改革家”、“獨夫民賊”、“竊國大盜”、“賣國賊”等各種標簽一身，死后一百年來，受政治意識形態(tài)影響，差評壓倒性地多于好評。歷史學家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一書中寫到：“自民國有史以來，吾尚未見一本、一篇甚或一頁對袁有正面評價之書。”以一篇雄文口誅袁世凱稱帝的梁啟超，更是惡評其為“東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國中極惡之極惡”、“最糟糕之統(tǒng)治者”。

　　但是，隨著很多歷史材料的發(fā)掘與分析，史學界對袁世凱的評價，漸漸去政治工具化，變得不再是一邊倒的否定。標簽化、口號化、泛政治化的評價，退讓于以理性、客觀為前提的敘述，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與文化的進步。站在一個更加縱深的歷史上，將時間的座標尺、歷史的光譜延展開，以“同情之理解”去看待前人在中國近現代化轉型的各種嘗試，也許更有助于今人來重新認識過去一百多年來的大變革。

　　近日，湖南省社科聯(lián)硏究員、《船山學刊》原主編張以文先生歷時近20年研究之新著《袁世凱時代》脫稿。該書擺脫傳統(tǒng)的述史格局，以＂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為視角，廣泛吸收了海內外史學界最新研究成果，全面論述和評價了袁世凱時代及其個人的功過得失，深入探索了晚清民國的政黨政治與經濟、社會、文化諸問題，視角新穎，新見迭出。那么，在他看來，袁世凱的改革對中國現代市場經濟轉型有何作用？他希望恢復大國自信的舉措，是否影響到民族文化的重建？“后袁世凱時代”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何劫難頻仍？就此，張以文先生接受了鳳凰網國學頻道主編柳理的獨家專訪，以下為采訪實錄：

湖南省社科聯(lián)研究員、《船山學刊》原主編張以文接受鳳凰國學專訪

　　 鳳凰國學：袁世凱去世已經100年了，人們仍在討論著關于他的話題。過去我們教科書上對他的描述，給人的感覺是，他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糾糾武夫，一個專制橫暴、賣國求榮的統(tǒng)治者。從您的研究看，是這樣的嗎？他有沒有做過于國于民有益的事情？

　　 張以文： 袁世凱去世已經一百年，但人們仍在關注著他，這本身就說明了他的重要。和孫中山一樣，在近代歷史的書寫中，他們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但和孫中山死后備極哀榮的結果截然不同的是，袁世凱死后痛遭詬病、謗滿天下。這種狀態(tài)與國民黨宣傳家戴季陶、馮自由等人的定論是有關的。從當時的政治斗爭的目的出發(fā)，丑化政敵以贏得民眾的支持，這種任意塗寫歷史的方式，是時代特定的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有很多的研究者發(fā)表了專著、論文、傳記，對袁世凱早年生活及其成長道路，進行了梳篦整理。實際上，他出身在一個有良好教養(yǎng)的書香世宦之家，他的叔祖父袁甲三和曾國藩是同朝進士，極親密的朋友，且同在理學大師倭仁門下研習學理。父兄一輩都是讀書出身，多有成就于社會，他自已在少年時代就懷抱救國宏愿，算得上一個有志之士。

　　晚清十年新政改革在某種程度上看，是在袁世凱的推動和主持下進行的。改革由經濟、軍事、文化的現代化起步，逐漸深入到政治領域的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并為后來進一步的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礎。

　　他在總統(tǒng)任上，為抵抗列強侵吞外蒙古、西藏、東北三省作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日本人乘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機，要獨占中國東三省，壓迫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在國力困乏的不利形勢下，他運用種種外交技巧和政治斡旋，以局部經濟利益的損失為代價，守衛(wèi)了國家主權，使日本吞并東北的野心失敗。國民黨當時為推倒袁世凱政權而宣傳他賣國，并沒有令人信服的事實作依據。

　　 鳳凰國學：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袁世凱從崛起到隕落，也就是說，從走進政治中心到恢復帝制后眾叛親離，過程并不算長，但折射出當時中國精英階層的思想糾結。您覺得袁世凱選擇帝制，真的只是權力膨脹的結果嗎？他的動機究竟是什么？

　　 張以文： 這應該是評價袁世凱歷史地位的核心問題。辛亥革命以后，國內四分五裂，蒙古、西藏面臨肢解，中國究竟應該走怎樣的道路，重建自己的國家。派別不同的政治精英，為社會提供了三種可能的選擇。

　　以宋教仁為首的穩(wěn)健派，主張在維持袁世凱為總統(tǒng)的前提下，推動“政黨政治”，用議會力量，逐步取得政權，過渡到民主社會。

　　以孫中山為首的激進派，主張再起“二次革命”，通過武裝斗爭推倒袁世凱奪取政權，以便＂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建成＂和美國一樣的國家＂。

　　而以楊度為代表的國內大部分知識分子認為，國家貧弱，外敵憑凌，內部四分五裂，首先要統(tǒng)一國家，鞏固中央集權，保護工商業(yè)發(fā)展，積累財富、強大軍隊，中華民族才有可能立足。他認為，民主是重要的，但是，是第二步的事。

　　作為執(zhí)政者，袁世凱堅持這一政治路線。他希望借皇帝的政治權威，安定社會，他的稱帝，是在國內動蕩不斷，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果。應該指出的是，他試圖建立的洪憲帝制，和傳統(tǒng)的封建專制帝制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洪憲帝制是以憲法為基礎的君主立憲制，是傳統(tǒng)專制國家走向現代民主的一個折衷的步驟或一種初級的形式。世界上有二十二個亞歐國家，以這種方式完成了社會轉型。我們不能完全排除他抱有個人權勢欲望，但從歷史的客觀事實出發(fā)，當時社會潮流的推擁，是他接受君憲的重要因素。

　　 鳳凰國學：我注意到，您是以“中國現代化”為自己研究的視角。那么，您認為袁世凱對中國現代化進程最大的貢獻是什么？袁死后，他的成果是否有所保留？

　　 張以文： 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是一個長期的持續(xù)的過程。從洋務運動時期就已經開始，時斷時續(xù)、強弱不一。袁世凱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在民國初年，大力推動經濟立法，主持制定和頒布了50余部工商法規(guī)，廢除了晚清殘存的壟斷經營制度，解除了對民間興辦各類企業(yè)的限制。這些經濟法規(guī)積中國數十年推行工商興國的正反兩面的經驗，構建和確立了走向現代社會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框架。這些法律與法規(guī)，有許多至今仍然是我們經濟立法的原則。其所產生的社會成果，也為當代經濟學家所肯定。

　　袁世凱死后，袁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由于符合民族資本發(fā)展的實際要求，仍然保持著相當的活力。這正是費正清稱后袁世凱時代為“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的重要原因。1930年以后，取得政權的國民黨推行“統(tǒng)制經濟政策”，把國內大部分重要企業(yè)強行國有化，從而逆轉了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方向。這也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歷史課題。

　　 鳳凰國學：您為什么認為“后袁世凱時代”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煉獄？

　　 張以文： 首屆國會制憲期間，以陳煥章等人為首的一百多名國會議員，基于文化的民族主義立場，針對當時社會腐敗、道德淪喪的現狀，向國會提交了一份草案，要求確立孔教為國教，以凝聚民族精神。由此而引發(fā)一場全國性的民族文化論爭的熱潮，政治反對派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專制政治混為一談，捆綁批判，歷時數年，震撼強烈，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以梁啟超、章太炎、戴季陶、吳虞、易白沙、胡適為代表的激進知識分子猛烈地抨擊中國傳統(tǒng)文化，把矛頭指向孔子。號召打倒孔家店，宣稱中國二千年的歷史是吃人史，二千年的文化是吃人的文化。知識精英找不到方向，轉而都憤怒地斥責民眾麻木、愚昧、保守、貪鄙。他們以嘲弄自已民族的文化和民眾的落后為快事，留學歸來的教授們甚至宣稱：中國文化沒有美的情感、沒有宗教的情感。主張把耶穌的偉大人格和崇高感情培植到中國人的血液里去。

　　知識精英們總結了中國的不可彌補的殘缺：第一、中國文化不行，二千年混沌世界，無政治可言；第二、中國文字不行，錢玄同倡議廢漢字，全部拉丁化，知識精英紛起響應；三、中國人種不行，血質低下，感情不崇高；四、中國人思維方式不行，沒有蘇格拉底似的歐式思辨，主因是缺乏宗教情懷；五、中國土地不行，農耕太久，地力疲乏，以至于產生了“誰來養(yǎng)活中國”的問題？

　　激進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國社會的一切，給予了最徹底的批判，就連為中國治過洪水的大禹，也被批成了一條蟲。這應該是人類歷史上最空前的文化暴力，它幾乎滌蕩了中國人殘存的自信和最后的尊嚴，不但是普通的民眾，知識精英也大多失去信心。近代以來，知識分子和富有者大舉外遷或紛紛將子女送出國門，與此關系莫大。

　　 鳳凰國學：從您最早開始關注袁世凱，到寫成《袁世凱時代》書稿，前后花了多長時間？期間學界及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袁世凱的評價有沒有大的變化？從民國到現在，研究袁世凱的人很多，您的創(chuàng)見在哪些方面？

　　 張以文： 我一直熱衷近代史的研習，大學畢業(yè)時，林增平先生舊著“中國近代史”重版，他送了我一套，這使我格外珍視并加強了相關人物的研究。但直到90年代初，我才把注意力放到袁世凱方面。我從長沙晚報調到省社科聯(lián)，希望偷閑做點研究，但新崗位仍要求我主辦報紙且兼任雜志主編，因此進展極慢，歷時漫長。當然這也好，讓我有充分的時間，吸收學界的新成果。此期間，除了閱讀大量的史料，我先后拜會過駱寶善、侯宜杰、郭劍林、蘇全友、張華騰等袁世凱問題專家，訪問了天津歷史博物館、保定直隸總督博物館、小站練兵博物館、武昌起義紀念館、南京總統(tǒng)府、河南安陽洹上袁林博物館等地方，收獲不小。

　　開放以來，國內近代史研究包括袁世凱研究進展很大，大量的歷史真相得到澄清，比如，以前都認定戊戌政變是由于袁世凱的告密發(fā)生的。諸多學者包括戴逸先生的論證，否認了這一結論。歷史教科書的一些修訂，也反映出了這些新的評價。

　　作為一個社會改革家，袁世凱在直隸總督任上的成就，已經開始為研究者注意，人們以＂實用主義＂來定義他的成功。但是關于他的社會改革思想和特點，沒有什么人涉及，我在本書中做了初步的探索。

　　袁世凱政府主持下，民初在經濟領域大規(guī)模立法，從而奠定了傳統(tǒng)社會走向現代化市場經濟的方向，在袁世凱研究中，一直不為人們注意。近年有一些經濟學研究者開始挖掘出新的史料和提出了新的見解。我在綜合上述研究的基礎上，以“確立走向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制度”為專題(第四章第六節(jié))，進一步強調了民初“經濟立法”的時代意義。這在上面我們已經提到。

　　洪憲帝制問題，是人們一直不能容忍和理解的。這是一個沉重敏感的話題，很多人都認為，討論君主立憲，似乎就是想恢復皇帝，就是想開歷史的倒車。我從中央集權和立憲原則兩個方面，對此提出了新的探討(第四章第十四節(jié))。作為一種觀點，期待各界批評。

　　此外，我對近代史事的一些判讀，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事例瑣碎，不一一例舉。

　　 鳳凰國學：近一百年來，中國政壇上如走馬燈一樣出現過很多人物，在以往的歷史敘述中，但凡不支持暴力改造中國社會的人，往往被視為“反動”、“保守”，至于他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對中國文化及其他領域的貢獻，均很難見諸教科書。您怎么看待以袁世凱為代表的這群所謂的“反動”者？今天對他們的評價如果有必要進行修正，您認為最重要的原則是什么？

　　 張以文： 歷史的發(fā)展總是曲折的，產生這種狀態(tài)是可以理解也是應該逐步糾正的。為民族的進步、社會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的人物，歷史必將給予其應有的地位。關于北洋派人物的評價，我在書中有較多的提到。

　　事實上，現在出版的大量的著作，己經在做著修正工作，當然，有的評論并不準確。習近平今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社會科學＂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這應該是我們研究和評價歷史人物的一個總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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