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即七弦琴）音樂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有文字記載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如照傳說，“伏羲作琴，神農作瑟”，那就更早，可以說是中國彈撥音樂的“鼻祖”了。

    我非常喜歡古琴音樂，年輕的時候，聽過一些琴曲，了解一些樂曲的性能，那時古琴給我的印象，似乎神秘，深奧，距現(xiàn)代生活十分遙遠。近年來因為中國唱片總公司要出版一套古琴專輯，臨時抱佛腳，聽了一些錄音，閱讀了一些資料，學習了一下，在驚訝之餘，倒是有些體會。古琴音樂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素以題材廣泛、曲目豐富而著稱。據(jù)《琴曲集成》一書載，僅60年代前后收集到的琴曲就有3000多首，《琴談》、《琴賦》等理論著述一百五十餘種，可見祖先留給我們這份藝術遺產(chǎn)分量很重，的確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筆巨大財富，值得保留繼承，發(fā)揚光大。

    古琴音樂作為高雅藝術，經(jīng)歷了漫長的發(fā)展歷史，歷代文人墨客都曾傾注心血，譜曲填詞，著述琴論，從而推動古琴藝術發(fā)展到了相當高的境界，涌現(xiàn)了許多琴家大師，許多名曲經(jīng)典流傳至今。相傳春秋時期孔子學《文王操》，作《幽蘭》，伯牙作《高山》、《流水》，師曠作《陽春》、《白雪》；公元140年戰(zhàn)國時期的《關山樂》；魏晉時期的《廣陵散》、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南北朝劉義慶的《烏夜啼》；唐代王維的《陽關三迭》、潘庭堅的《搗衣》；宋代郭沔的《瀟湘水云》；元代毛遜的《魚歌》、《樵歌》、《山居吟》；明代朱權的《平沙落雁》，李水南的《普庵咒》以及清代的《鷗鷺忘機》等等，曾給中華民族音樂文化的發(fā)展以很大的影響，還有許多生動的故事傳說，膾炙人口，如“俞伯牙遇知音，司馬相如彈琴結良緣，嵇康遭司馬氏殺害，臨刑彈奏《廣陵散》以為寄托，聶政為父報仇，學琴十年，刺殺韓王的故事；更有三國空城計：武侯彈琴退仲達”的演義等等，為世人傳為佳話。

    古琴能有這樣長久的影響，不是偶然的，它有幾個特點是值得提出的，首先，它的大部分作品是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像歌頌民族氣節(jié)的《蘇武思君》、《正氣歌》；充滿愛國熱情的《瀟湘水云》；歌頌英勇斗爭的《廣陵散》；借景抒懷的《陽春》、《白雪》、《佩蘭》；歌頌大自然美的《高山》、《流水》；同情女性不幸遭遇的《昭君出塞》、《秋霞吟》、《大胡笳》及《漢宮秋》等，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古代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其次，七弦琴音樂從思想內容、藝術形式、曲體結構、表現(xiàn)技巧上都高於民間音樂，但它是以民間音樂為基礎，并從中吸取營養(yǎng)而發(fā)展提高的，而且它的音樂語言和民間音樂幾乎完全相同，像《矣欠（ai4)乃》一曲，就是直接引用了勞動號子，經(jīng)過加工提煉而創(chuàng)作的；另像張鞠田編寫的十幾首琴曲，都是從明清流行的民歌和戲曲音樂中選來加工改編的。所以，可以說七弦琴音樂與民間音樂有著血肉的聯(lián)系，第三，七弦琴音樂是結合詩、歌、詞、賦，并從民間傳統(tǒng)故事中吸取題材而發(fā)展的，因此，有著文化根底。如《關雎》取材於詩經(jīng)，《離騷》取材於楚辭；《秋江夜泊》取材於唐張繼詩《楓橋夜泊》；《岳陽三醉》是根據(jù)蘇軾赤壁賦中的“羽化登仙”一句而作。還有《手挽長河行》、《禹鑿龍門》是依據(jù)孟姜女和大禹治水的傳說而寫的。至於歷來詩人詞家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岳飛、李清照、蘇氏三杰、姜白石等大師的作品，不論在琴歌，或在琴曲中，則屢見不鮮，數(shù)量是很多的。

    近幾千年來，古琴藝術一直比較輝煌，只是在近百年當中有所冷落，而且日趨凋寒。為弘揚民族文化，搶救祖國這筆音樂藝術遺產(chǎn)，中國唱片總公司和中國音樂研究所聯(lián)手編輯了一套大型有聲節(jié)目--《中國音樂大全-古琴卷》，第一部分共八集，將在今年出版發(fā)行，值得提出的是這八集匯集了五、六十年代初不同流派的著名琴家演奏的精品，其中除了個別大師尚健在，大多已先后作古，成為絕版，其珍貴程度可想而知，它的問世，對於繼承發(fā)展古琴藝術，使之更好地為當今社會服務是不無重要意義的，對於專業(yè)音樂工作者和廣大音樂愛好者欣賞、研究、借鑒，也是很有價值的。

    近年來古琴音樂開始復蘇，一些海內外有識之士通過交流研討，正掀起一股“古琴熱”，我們相信，經(jīng)過大家的努力，振興古琴音樂大有希望，流傳了數(shù)千年的中國古琴音樂，一定會在新的藝術天地里，重放異彩。

              責任編輯：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