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價值觀是以倫理為本位的，它的核心是人倫關系，其出發(fā)點則是家庭。“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倫”就是從家庭關系外推于國家、社會的，家庭作為一個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社會組織單位受到極大的重視。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是最要緊的，家不齊，何以治國，何以平天下？這在當時是一個公認不移的準則。如何才能齊家？辦法很多，其中培養(yǎng)后代，對其實施文化教育，提高其整體素質，使其獲得安身立命的本領是最重要的，因此，家學就在傳統(tǒng)社會中受到相當?shù)闹匾?。唐宋以降，屬于家學性質的書院遂成為眾多中國士人所追求的一種造福后人的文化事業(yè)而得以顯揚起來。雖然家庭與家族、家族與宗族、氏族，在理論上存在著區(qū)別，各有不同的界說，但對于我們先民來說，卻是基本混而為一的，它們都是指同一父系的血緣親情組織。因此，我們所講的家族書院就是這種血親組織所創(chuàng)建、所共享的書院。家族書院研究，除了筆者數(shù)年前一篇短文之外，幾乎還是空白。這里所作的探討仍然是初步的，還祈專家批評指正，更祈同道引向深入。

一

家族書院的興起與演變

家族書院滿足一家一族的文化教育需要而產(chǎn)生，在唐代這一書院發(fā)展的初始階段就己出現(xiàn)，并得到了一定的發(fā)展。唐代最早的家族書院要算洪州高安縣(今屬江西)北60里的洪城幸氏桂巖書院了。它由退休的國子祭酒幸南容創(chuàng)建于元和九年(814)，直到成通九年(868)幸氏舉家遷居郡城，其間55年，皆為幸氏儲書授徒，培養(yǎng)子弟之所。而最有名的則是江州義門陳氏東佳書堂（今屬江西德安）。大順元年（890）陳崇制訂的《江州陳氏家法》，有兩條涉及書堂的管理，其稱：

一、書堂一所于東佳莊，弟侄子姓有賦聰明者，令修學，稍有學成者應舉業(yè)。除現(xiàn)置書籍外，須令添置。于書生中立一人掌書籍，出入令照管，不得遺失。

一、立書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訓教童蒙。每年正月?lián)窦掌痧^，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歲令入學，至十五歲出學。有能者令入東佳。逐年于書堂內次第抽二人歸訓，一為先生，一為副。其紙筆墨硯并出于宅庫，管事收買應付。

義門陳氏匾

由此可見，義門陳氏作為一個受到朝廷表彰的大家族，其教育組織比較完善，由“書屋”、“書堂”構成為一個高低有別而又相互聯(lián)系的體系，并“立法”進行制度化管理，這表明其發(fā)展已趨成熟階段。按，東佳書堂，即史志所記義門書院，它作為早期家族書院的典型，形制完備，“為書樓堂廡數(shù)十間，聚書數(shù)千卷，田二十頃，以為勵學之資”，而且自唐至五代、北宋，一直興辦不斷，成為影響江南的名書院。惟其從“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學焉”，到“四方游學者，自是宦成名立者蓋有之”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義門書院己不僅僅是陳氏一族之私有，而開始服務于社會公眾，成為“四方游學者”的殿堂了。由小家族而大社會，這或許也就是家族書院發(fā)展到極至之后的最好歸宿。

宋代尤其是南宋時期，家族書院得到了比較大的發(fā)展。以郴州興寧縣（今湖南資興）程水鄉(xiāng)為例，一鄉(xiāng)之中就創(chuàng)造了4所書院。按程水各姓，以曹氏最旺，所謂“鄉(xiāng)舉里選，代不乏人”，袁氏、焦氏次之。曹氏先創(chuàng)建酉靈泉、觀瀾二書院，“以訓族黨之少俊”，這是維持家族長久興旺的明智之舉。袁氏、焦氏相與爭鋒，先后創(chuàng)建辰岡書院、文峰書院，于是書聲回繞，到處散發(fā)著蕓香之氣。元人左元龍在為重修觀瀾書院作記時，將曹氏建院之舉提到了文化建設的高度，其稱宋三百余年詩書滲漉，上自王宮國都，以及鄉(xiāng)黨閭巷，莫不有學，皆所以明教化，正人心，扶綱常之道于千萬世而不墜，豈非諸儒之功與?此興寧曹氏書堂所由創(chuàng)也。及至清代，鄉(xiāng)中后人更將先輩此舉與張栻和朱熹以岳麓書院為中心振興湖湘學術之事聯(lián)系到一起，將其歸入“聞風而起者遂遍湖南”之列。這雖然是后來者文化自覺的表現(xiàn)，但時過數(shù)百年仍作此想，可見宋代曹、袁、焦三姓四書院之建對于程水鄉(xiāng)文化教育發(fā)展的影響是深遠難忘的。惜乎四書院之建，“止一姓一族，教澤所及未廣”，雖有當年“擢高科登顯士者固赫照人”的輝煌，但仍不免“風消雨蠹”，停辦百年之虞，終于緣生出清咸豐同治年間，各族共建郴侯書院，以“為通鄉(xiāng)義學”之議，是為后話，此不贅述。

宋代家族書院的創(chuàng)建，例多為一家一族培養(yǎng)高素質的后代，以維持其既有興盛，或改變族勢不振的局面，所以宋末著名學者王應麟在《廣平書院記》中所描述的情形就成了其一般的表征，其稱：

帥子若孫，暨宗族之秀，朝益暮習，春秋舍菜先圣，歲時朔望謁祠，齒拜講說，冠履翼如，弦誦藹如。……我有喬木，殖德培之；我有嘉苗，種學懋之。侁侁胄子，在斯塾也，于墻于美，如見先哲?；瓒ǔ渴。胄⒊龉o非教；受業(yè)講貫，習復計過無非學。……子子孫孫，弗替引之，后之人其懋哉！

至于其時家族書院的規(guī)模形制，因為各個家族的經(jīng)濟狀況、理念追求等各不相同，形成大小不等的區(qū)別。如嚴州（今屬浙江）吳氏之札溪書院：

考卜奇勝，肇造書宇，講堂其中，扁以“達善”，前有涌泉，疏池滌研。兩廡旁翼，為東西齋，齋上為閣，左曰“明經(jīng)”，經(jīng)史子集之書藏焉；右曰“見賢”，古先賢哲之像列焉。門之外，壘土為壇，環(huán)植以杏，結亭曰“風雩”。仲伯子姓，肅肅雍雍，蚤夕其間，以修以游。旁有老桐，莫知其年，一日震雷，不煩斧斤，乃以其材像洙泗圣人而事之，用瞻儀刑，以肅朝夕。

規(guī)模雖然不大，但其講學、藏書、祭祀、游息之功畢具。又如建昌（今屬江西）北溪崔氏盱山書院。因為崔氏是“蕃衍熾昌”的大族，且書院之建“乃集其宗族之親而議之，協(xié)眾力，鳩眾財”而成，所以規(guī)制宏敞而完備，誠如包恢所記：

即其祖居之傍創(chuàng)為書院，規(guī)模甚巨，會講有堂，肄業(yè)有舍，休宿有室，廊廡之寬，門庭之嚴，庖湢之備，嘗得朱文公先生所書“盱山書院”四大字，因以為名而揭之。萃諸子侄就學其中。希易既自以身教之，次有堂長、學長、齋長諸職，又相與勵翼之。藏修于斯，麗澤于斯，試功課效于斯，規(guī)矩森然，率履不越，蓋前乎此之所未有也。自是而往，明經(jīng)取青紫特其余事，袞袞而來，今方權輿耳。

從引文中可以看出，崔氏盱山不僅“規(guī)模甚巨”，而且組織嚴密有序，由山長、堂長、學長、齋長構成一套完整的教學體系，無論從哪方面講，它都可以與官府主持的州縣大書院相提并論。此則家族書院憑借其“集宗族之親”，“協(xié)眾力”，“鳩眾財”，雄視天下的氣概！

應該說，家族書院自唐代出現(xiàn)以來，經(jīng)宋代三百余年歷練、發(fā)展，己經(jīng)基本定型，且以服務并滿足于各地各類家族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文化需要而得到社會的承認。元明以降數(shù)百年，其家族書院之演變發(fā)展，例多沿襲兩宋而應時代之求而己，并無特別創(chuàng)新之處，茲不再贅述。但有一點要指出的是，家族書院的發(fā)展皆在太平盛世，國家新定或王朝末年，民生不定，衣食難保之時，例多家族書院廢棄之曰。

二

家族書院的類型

總合唐宋以至明清時期的家族書院，我們可以將其區(qū)分為一個家庭創(chuàng)造，供其一家使用、一個家庭創(chuàng)建，供其整個家族使用、合族創(chuàng)建，合族使用等三種基本類型。茲將其情況分述如下：

第一種類型的家族書院很多，如鄞縣（今屬浙江）桃源書院，在縣城西三十里，宋代創(chuàng)建，史志稱其為“王說家塾”。宋人周奕在江西安福一個風景秀麗的溪流邊創(chuàng)建了一所書院，取名“秀溪”，請楊萬里作記，其稱：“周奕彥博居其上，筑館臨之，命之曰秀溪書院，講經(jīng)有堂，諸生有舍，叢書于閣，招良傅以訓其四子曰伯紀、承勛、伯仍、大同，艮齋先生聞而嘉之，為大書四字以署其堂焉。”宋人倪玠在其家鄉(xiāng)江西安仁長城鄉(xiāng)建錦江書院講學，到元代元貞二年（1296），其子倪鏜請王構作記時即自稱“書院本家塾，承先世素志，非敢有所覬覦，誤蒙二圣知獎”云云，雖不無炫耀之意，但錦江為倪家所有則未夸張。元人劉倬在《山堂書院記》中開章明義，稱，“山堂書院者，南安王氏教子孫之所也。……家之士甲南安，沛然垂裕，何所不足，而方孜孜焉以藏書擇師教子孫為急務，此蓋古人心胸，吾黨家法，而流俗所必無者也。”其詞意在褒揚稱道，但元代有力而好事之家致力于書院建設的形象亦得以躍然紙上。又有江西泰和縣東南桃源溪之南薰書院，宋人蕭行叔創(chuàng)建，到明代其裔孫蕭安恒重修，請梁潛作記，即稱“今南薰之建，蕭氏特以教其一家子弟耳，而有古人黨塾之遺意”明清之世，這種類型的書院各地都有，茲不贅舉。

第二種類型的家族書院是第一種類型的推廣，教育之澤由一家而推及一族。嘉定《鎮(zhèn)江志》卷十載：“金壇縣申義書院在希墟前，太府寺丞張鎬，參政文簡公綱之孫，以其居去庠序遠，因建書院，招名師，合族之子弟教之，且撥田為經(jīng)久計，邑人劉宰為取《孟子》申之以孝悌之義名之。”這是一所典型的由一家創(chuàng)建而潤澤全族子弟的家族書院。這類書院歷朝歷代全國各地都有，茲略舉數(shù)例，以窺全豹。浙江太平縣方巖書院，是謝世衍兄弟“建以教其鄉(xiāng)族子弟”的處所。又如桐原（一作源）書院在江西貴溪縣南十里，本為“唐觀察使高寬仁故居，至宋，其七世孫可仰建書院于此，以教鄉(xiāng)族子弟，置贍田。元時，九世孫惠甫又割田以資書院費，元末毀。明宣德間，十四世孫吉昌重建。成化間余干胡居仁講學其中，門人徐宏嗣主教事，一時稱盛。萬歷三十一年，知縣吳繼京重修，申請裔孫紹憲奉祠”。綿延數(shù)百年之久，高氏子孫皆在其中讀書，可仰之遺澤可謂長矣。歷經(jīng)宋元明三朝至明代后期，雖然官府參與院政建設，但高氏裔孫仍主奉祠之職，書院的家庭性質依然強烈。劉岳申在《白沙書院記》中記述了元人張文先為族人創(chuàng)辦書院的情況：“吉水文昌張文先創(chuàng)白沙書院，教其族里俊秀子弟”，“其用意公平久遠而不近利要名”，并盛贊此舉“有近古者一，有古人所無者一，有異于近世者二”。所謂近古者在于“文先延名師，與族里講求圣賢之學，將以為天下國家育材”。古人所無者為“古者田皆井授，故黨庠遂序，不聞有田，今文先捐良田入書院內，歲入稅賦于官，使師生廩膳可終歲”。異于近世者則在于“近世書院間有田，而捐田者先有長書院之意，既得一檄，則次第而進，爵祿可指而立俟，文先既不為其身謀，而謀及其族里與其子子孫孫甚遠，此其所以異于近世者；又將以開來哲而繼先志，則此田與書院相為無窮，必不見奪于世家，壞于有司，此又其異于近世者”。

第三種類型的家族書院，是家庭成員共同創(chuàng)建共同享用的書院。如宋代浮梁縣新田的新田書院，是紹興年間由侍郎李椿年創(chuàng)建的，到嘉定年間李大有“率鄉(xiāng)人新之，延李德俊教族子弟”。嚴格地講，新田只有到了嘉定年間李大有“率鄉(xiāng)人新之”以后，才屬于這類書院。又如建寧浦城縣為宋代名儒真德秀的故鄉(xiāng)，其孫淵子在元代聯(lián)合族人捐私田建書院，虞集《西山書院記》中載有其事：“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筑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于其宮者，而請官為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偉之，名曰西山書院，列為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設學官是元代故事，不足以改變西山書院之家學性質。

這類書院多為大姓旺族所建，它們原則上屬于宗族事業(yè)的一個部分，翻幵明人張浚等人編纂的《張氏統(tǒng)宗世譜·張氏古今遷居地理圖》，我們就可以看游汀竹蘭二先生書院、處州桂山書院、漢州紫巖書院、南雄府九齡公書堂、惠州府留公書院等赫然標注其上，且與張氏宗祠并然而立。在地方志中，這類書院的記載也很多，如咸豐《順德縣志》卷五《學校志序》載：“其有大宗名族，自設家塾，亦稱書院者，如采冊所載龍涌陳氏之北池書院，潯氏之東梁義學，甘村甘氏之渤海書院，霞石何氏之霞石義學，秀浦之萃渙書塾，菱溪之德星書屋，名目不一，皆集備公費，立有課程，但究屬一家之私，附存其目，以示獎勸可矣”。其將“一家之私”的書院打入另冊而附存其目的作法，實為筆者所不敢茍同，但有意識地將“集備公費”的家族書院區(qū)別出來，說明方志作者己經(jīng)認同了這類書院的存在。

這類書院還有一種變通形式，那就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姓氏的族眾公建，非參建族眾不得享用的書院。如明代宣化懷來、馬營兩地的二賢書院就屬于此類。據(jù)嘉靖《宣府鎮(zhèn)志》記載，上谷除學校之外，“懷來與馬營又俱有二賢書院，蓋范文正、歐陽文忠之后裔居其地，相與建之，以祀其祖，以啟其學云”。

除了上述三種基本類型之外，還有一種為儒家圣賢先哲、歷史名人后裔創(chuàng)建的家族書院。其創(chuàng)建分自建和地方官府創(chuàng)辦兩種情形。自建者意在光耀先祖，培養(yǎng)后人，如元至正五年（1345）聚居蘇州的范仲淹裔孫，將宋咸淳年間創(chuàng)建的仲淹祠堂改作文正書院，仍供祀仲淹，集族中子弟肄業(yè)其中。自后，歷明到清數(shù)百年，文正書院一直辦學不斷，而且一直不設山長，僅“慎選族人之賢者充主奉”，主持院政，成為范氏宗族奉袓育才的神圣之地。官建者則在扶持儒先，維系斯文，如青浦（今屬上海）的孔夫子后裔，到清代出現(xiàn)衰落，“子姓多力農，無弦誦聲”，有失圣人體面，有辱斯文。咸豐二年（1852），知縣余龍子慨然捐建庭聞書院，“集費延師，專為孔氏家塾。二十年來，有游于庠者，有貢于廷者，彬彬乎漸有成焉”。幾經(jīng)努力，終有振起之勢。

這類書院為數(shù)雖不是很多，但分布則較廣，凡圣人、圣賢、先儒哲嗣所在之處，皆有可能找到蹤影，影響亦較大，不可忽視。其特點，大而言之有兩條，一是它的家族性，無論自建官建，“固不得以為一邑之公所”，二是教學與祭祀并重，甚至祭祀還是第一位的，“是則名為書院，實仿廟制，豈家塾黨庠所能牽混”。有關情形我們從清人琦善道光元年（1821）所作的《興復宗圣書院記》中可以得知概要，其稱：

國家崇儒重學，祀典昭垂，四配諸賢既以時釋奠釋菜于圣廟中，而又于其所生之地建立專祠，并設有書院，置博士與奉祀生世守之，其禮至詳且盡。嘉祥城南四十里舊有宗圣書院，在南武山專廟之左。前明萬歷時，博士承業(yè)以距城稍遠，往來官吏瞻拜維艱，請于邑令，移至城中。其以“書院”名者，謂南武昔為宗圣傳道講學之處，而冠以“宗圣”，正以重奉祀先賢，如至圣尼山、圣澤兩書院，及述圣中庸書院，皆于祠廟外俾孔氏后人司其事，則固不得以為一邑之公所也明甚。舊制堂祀宗圣，左右配以述圣、亞圣，東西兩廡祀陽膚等十門人。于乾隆三十九年援尼山書院例，并祀宗圣父母、宗圣夫人、宗圣二世、三世子孫于后樓，是則名為書院，實仿廟制，家塾黨庠所能牽混，且神像巍然，尤宜糞除灑掃，以昭肅靜，而可使生徒雜處其間哉！

三

家族書院的基本特點

家族書院相對于學者個人讀書、治學的書齋、書院而言，它有服務于整個家庭、家族的“公眾性”與“開放性”，但這種“公眾”與“開放”，也就僅止于由血緣維系的一族一姓而己，相對于以地緣維系的村社書院而言，又顯得十分有限，而只得以“一姓之私”以名之了?？疾爝@些有著相對“公”、“私”二重性的家族書院，它至少具有以下幾個最基本的特點。

首先是它的血緣家族性。家族書院的創(chuàng)辦經(jīng)費都由家族提供，其主持院務者為家族成員或受聘于家族成員，其服務的對象則為家族成員的后一代，所謂若子若孫，非我族姓不得入內”是其一般性的原則，形成排他性。雖然也不排除出于各種原因而接收他姓子弟或游學之士入院讀書的可能性，但這不是通例，影響、改變不了其書院屬于血緣家族的特質。

第二，家族書院以教學授受為主要任務。每個家族開辦書院的目的都很明確專一，那就是為培養(yǎng)下一代，使其具有較高的文化知識，良好的道德素養(yǎng)，從而提高家族的總體素質水平，為其繁衍發(fā)展提供更為強盛的生命力。這種目的決定了其堅持以教學授受為主的特性。在科舉時代，其教學成果大多以族人子弟取得功名來反映，并以此夸耀于世。如四川嘉定城北龍泓山的東坡書院，為明正統(tǒng)十三年(1448)，州人“博雅君子”劉洪禹創(chuàng)建，祀蘇軾，“復募僧居之，以給灑掃奠獻之役。令其子肅敬之、子節(jié)介之讀書其間”。成化二年(1466)、十九年，肅、節(jié)二人先后考中進士，并成為高官，十分榮耀。到正德年間，劉節(jié)重建書院，邑人劉春作《東坡書院記》，仍津津樂道，其稱：“成化丙戌，敬之舉進士，累官御史，今為方伯，風裁凜凜。癸卯，介之亦舉進士于鄉(xiāng)，今為夷陵太守，政化大行。”并將劉家二子讀書成名之功，歸于其父創(chuàng)建書院表彰先哲之舉。

第三，家族書院的祭祀除了舍菜先圣、奉祀先賢，即一般書院的祭祀功能之外，它還多一個供奉先袓的任務，如前述蘇州文正書院之奉祀范仲淹。在元代甚至有一些書院就是為祭祀自己的先祖而創(chuàng)建的。如浙江仙居桐江書院、慈溪杜洲書院，江西豐城貞文書院，湖南長沙東岡書院，所設皆由于祭其先祖、祖或其父。值得指出的是，家族書院的祭祀先祖更多的是為了提高后人的榮譽感和見賢思齊的上進心，從而提高其學習的積極性，與教學授受相比，它處于輔助協(xié)從的地位。

第四，家族書院的教學程度不高，屬于普及性教育。家族書院就學的學生為族中“子弟”，年齡都不大，多屬蒙童之列，這就決定了這類書院不可能有太高的教學水準，一般來講屬啟蒙教育或略高于蒙學的階段，能進行較高層次教學或研究的只是少數(shù)的例外。

第五，家族書院具有延續(xù)性，能比較長時間地堅持辦學。一個家族對文化教育的要求不源自于朝廷之命、官府之請，是一種求生存求發(fā)展的本能之需，因而能夠持之以恒，只要不出現(xiàn)大的變故，例多可以堅持幾代甚至十數(shù)代，有如前述貴溪桐源書院，由唐宋而及元明，綿延數(shù)百年之久。又如江西安福縣城東南三十里的石岡書院，“宋邑人蕭儀鳳建，宋末兵毀，儀鳳從孫徙梅溪復建。元季又毀，梅溪孫三溪再復之”。再如永豐縣湖頭書院，“宋邑人金汝礪建。明永樂五年，金氏裔孫從緘修”，到清代乾隆年間，“裔孫協(xié)泰重修”。皆表現(xiàn)一種頑強的生命力。子孫后代對先祖的崇敬，對先輩興學重教傳統(tǒng)的尊重，以教育而提高自己素質以便獲得更大發(fā)展的實際需要等等，皆可視作家族書院持續(xù)辦學的內在原因。

責任編輯：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