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學界已有成果來看，冠以“中國儒學史”名稱的著作并不少見。其中，比較著名的包括：趙吉惠等主編的《中國儒學史》、王鈞林等著的《中國儒學史》（七卷本）和湯一介等主編的《中國儒學史》（九卷本）。大致來講，這些著作多為“思想史地”寫作中國儒學史，即，將儒學史作為中國思想史的部分定位，從而從“思想史”的角度展開論述。例如，后者非常注重資料翔實、內(nèi)容豐富、體系完備等思想史要素，系統(tǒng)闡述了儒學發(fā)生、發(fā)展及演變的歷史進程，分別闡述了儒學與經(jīng)學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不過，程志華教授最近出版的專著《中國儒學史》（上下冊），則為“哲學地”寫作中國儒學史，即，將儒學史定位于“儒家哲學”，從“哲學”的角度展開中國儒學史的論述，從而在相關(guān)成果中頗具新意。

　　一、如何界定國學、儒學與哲學

　　通常來講，“國學”概念出自上世紀初葉“西學東漸”時期，它是一個與諸種“外學”相對而生的概念，通?？捎脕斫y(tǒng)攬所有中國傳統(tǒng)學問。就其內(nèi)涵來講，凡是中國的語言文字、文學藝術(shù)、歷史地理和風俗習慣等都涵蓋于“國學”名下。鄧實曾說：“國學者何？一國所自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者也。”（《國學講習記》）同時，在“東學西漸”即“國學”外傳的過程中，還形成了“漢學”概念，用以指國外學界研究中國文化所形成的學問。因此，從外延上來講，“漢學”大致相當于“國學”。具體來講，如果依照思想類型劃分，“國學”可分為“先秦諸子”或儒、道、釋“三家”等；如果依照科目劃分，可依《四庫全書》分為“經(jīng)”“史”“子”“集”“四部”。很顯然，無論是按照上述哪種標準劃分，儒學作為以倫理道德為核心而展開的學問，均為“國學”的核心內(nèi)容或者主流。在程志華教授看來，“儒學”的外延大于“哲學”，即，“儒學”包含“哲學”。所謂“哲學”，指對于“事實”和“價值”進行超越研究的學問。進而，因為“人性”是相同的，而哲學乃“人性”的“產(chǎn)品”，故中國與希臘一樣均發(fā)生了哲學，而且所發(fā)生的哲學是相似的。他引用了美國漢學家德效騫（Homer H.Dubs，1892-1969年）的觀點：“在中國，我們發(fā)現(xiàn)了出現(xiàn)在希臘的同樣的哲學問題，以及很多同樣的答案。這證明了人類的統(tǒng)一性及其生存環(huán)境的相似。”（ACompari?sonofGreekandChinesePhilos?ophy）當然，“儒學”當中有諸多內(nèi)容并非“哲學”，就如同“國學”當中有諸多內(nèi)容并非儒學一樣。不過，“哲學”乃“儒學”的核心，就如同“儒學”乃“國學”的核心一樣。總之，在儒學當中存在“哲學”，而此“哲學”可稱為“儒家哲學”。

　　二、如何界定儒家哲學

　　程志華教授認為，作為一門學問，哲學可分為“知解的形上學”和“實踐的形上學”兩種類型。所謂“知解的形上學”，指依“思辨理性”而建構(gòu)的形上學，即以認知對象為旨歸的形上學。所謂“實踐的形上學”，指依“實踐理性”而建構(gòu)的形上學，即由人的實踐以建立的形上學。就哲學史來看，西方哲學多為“知解的形上學”，而中國哲學之儒、釋、道三家都屬于“實踐的形上學”。不過，儒、釋、道三家卻遵循不同的理路。通常來講，因?qū)θ松膽B(tài)度不同，哲學可分為“出世哲學”和“入世哲學”。在此意義下，佛、道兩家哲學，所注重者是宇宙，是彼岸世界和人的來世，都以“否定”現(xiàn)實為出發(fā)點，故可歸為“出世哲學”。儒家所注重者則是社會，是此岸世界和人的今生，故可歸為“入世哲學”。在作者看來，“出世哲學”“否定”現(xiàn)實即從“負面”言說，而從“負面”言說不可能直接實現(xiàn)超越；只有肯定現(xiàn)實即從“正面”言說，才可真正直接實現(xiàn)超越。因此，釋、道兩家實為“實踐的形上學”的“旁枝”，唯有儒家哲學方為真正的“實踐的形上學”。不僅如此，儒學所關(guān)心者并非“來生”“天堂”“上帝”等問題，而主要是社會、人生、現(xiàn)世等問題，因此，相對于釋、道兩家哲學，儒家哲學更具“人文性”，故而可謂“人文哲學”。然而，只說儒家哲學為“人文哲學”，仍然顯得過于籠統(tǒng)，因為“人文”的范圍很廣泛，它包含藝術(shù)、文學、道德等諸多領(lǐng)域。鑒于此，作者進一步比較儒、釋、道三家，最終將儒家“人文哲學”落實為以“內(nèi)圣外王”為理想的“道德主義”。所謂“道德主義”，亦可稱為“宗法倫理中心主義”，指基于血緣關(guān)系以道德倫理為中心的學說。

　　三、如何表達儒家哲學

　　程志華教授認為，哲學作為一門追求智慧的學問，其實只是一種“哲學原型”。所謂“哲學原型”，指哲學作為超越地研究“事實”與“價值”的學問，它乃是所有已有的和新開出的哲學學說的“原始模型”。換言之，“哲學原型”是指，“哲學”概念為普遍性的定義，每種哲學學說則為具體性的表現(xiàn)。因此，盡管中西哲學遵循共同的基本脈絡(luò)，即，“由形而下到形而上”或“由形而上到形而下”，但它們又確實存在諸多差異。就其相同點而言，無論是西方哲學家，還是中國哲學家，他們的工作主要不外乎兩個方面：其一，通過絕對的“形而上者”解釋相對的“形而下者”。其二，通過相對的“形而下者”建構(gòu)絕對的“形而上者”。概括地講，前者屬于“本體論”，后者則屬于“認識論”。就差異性來講，中西哲學之別在于建構(gòu)了不同的“形而上者”：在西方，柏拉圖建構(gòu)的是“理念”，基督教哲學建構(gòu)的是“實體”……在中國，二程、朱熹建構(gòu)的是“理”“性”等，陸九淵、王守仁建構(gòu)的是“心”“良知”……總之，“哲學”屬于一個“原型”范疇，而所有哲學學說構(gòu)成了“家族相似”，二者乃普遍性與特殊性即“理一分殊”或“月印萬川”的關(guān)系。因此，儒家哲學有特殊的問題意識、概念體系、思維方式?；诖耍髡卟皇遣捎梦鞣秸軐W之本體論、宇宙論、認識論等結(jié)構(gòu)，而是采用儒家學說之本體論、人性論、功夫論等結(jié)構(gòu)。相應(yīng)地，作者不是采用西方哲學之“理念”“實體”“理性”“物自身”“絕對精神”等概念，而是儒家哲學之特有的“仁”“性”“理”“心”“功夫”等概念。這樣，這部《中國儒學史》較好地解決了哲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guān)系。

　　綜上所述，作者通過上述幾個方面的探討，凸顯了如下幾個問題。其一，通過“如何界定國學、儒學與哲學”的探討，區(qū)分了“國學”“儒學”“哲學”三者的關(guān)系，解決了以“哲學地”寫作“中國儒學史”的問題。也就是說，這部著作并非傳統(tǒng)的“國學”意義下的儒學史，亦非通常“思想史”意義下的儒學史，當然更非傳統(tǒng)“經(jīng)學”意義下的儒學史，而是一部“中國儒家哲學史”。其二，通過“如何界定儒家哲學”的探討，不僅區(qū)分了中西哲學，而且區(qū)別了儒、釋、道哲學，進而明確了儒家哲學“人文哲學”的特征，即，以“內(nèi)圣外王”為理想的“道德主義”。其三，通過“如何表達儒家哲學”的探討，提出了“哲學原型”的概念，揭示了哲學普遍性與哲學學說特殊性的關(guān)系，闡明了“中國儒家哲學史”與“西方哲學史”的異同。很顯然，這幾個問題的核心是，作者意在“哲學地”寫作中國儒學史。當然，對于“哲學地”寫作中國儒學史，學界可能會有質(zhì)疑或不同看法，諸如，儒學的完整性是否被肢解？儒家哲學是否具有合法性？“哲學”應(yīng)以什么范式為標準？等等。盡管如此，“哲學地”寫作中國儒學史確是這部著作的獨到之處，也是其與相關(guān)成果相較而有的新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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