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酷愛書法

　　在人才輩出的中國歷史上，像毛澤東這樣兼數(shù)能于一身，既有政治家的氣度、軍事家的武略、思想家的睿智深邃，又有藝術(shù)家的才情的，卻不多見。毛澤東的藝術(shù)才情，不僅表現(xiàn)在他的詩詞中，更表現(xiàn)在他那驚世駭俗的書法藝術(shù)中。承繼了傳統(tǒng)中國書法的精髓，又積聚了強烈的時代氣息，在中國書法的殿堂里，毛澤東鑄造了一座藝術(shù)豐碑。毛澤東書法藝術(shù)水平的高度，是任何一位現(xiàn)代書法家無法企及的。

　　毛澤東非常珍視書法藝術(shù)這一國學寶庫中的“奇葩”，他對傳統(tǒng)的書法鉆得深，吃得透，心追手摹，廣采百家，觀察精到，獨悟天機，吸取精華。同時，他又自出機杼，不踐古人，對自己的書法不斷地揚棄，日有所進，年有所改，老有所攻，求新求變，最后達到了造我神韻、有我無人的獨到境界。

　　從青少年直到晚年，毛澤東一直酷愛書法，對書法有濃厚的興趣和深厚的感情。他曾經(jīng)說：“練習書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積極的消遣娛樂，也是養(yǎng)神、健腦的健身之法。”

　　毛澤東非常重視綿延數(shù)千年的書法藝術(shù)遺產(chǎn)，閱讀觀摩了大量的歷史碑帖、石刻等。即使是在戰(zhàn)爭年代的行軍路上，遇到碑刻好字，他也要佇立良久，細心揣摩，經(jīng)常是戀戀不舍地離去。每到殿宇廳堂，遇到好字，就更是如此。他還說：“中國廟宇古色古香，也是書法勝地，許多古廟都有造詣很高、價值很大的書法藝術(shù)，許多字真是妙筆生花，栩栩如生，堪稱書法藝術(shù)的寶庫，我們應(yīng)該很好研究和學習。”

　　毛澤東這種虛心好學隨時隨地學習的精神也是他在書法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陳秉忱（1903~1986年）是清末著名金石家陳介琪的重孫，家學深厚，在書法上的造詣很高，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多年。他回憶說：

　　毛主席在青年時代就打下了書法基礎(chǔ)。我們從僅存的一張明信片的筆跡來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晉唐楷書和魏碑的影響，用筆嚴謹而又開拓，是有較深功力的。在延安時期，領(lǐng)導抗戰(zhàn)和建黨，工作、著作任務(wù)那樣繁忙，毛主席仍時常閱讀法帖（閱過的晉唐小楷等帖一直帶在身邊）。那時他的書法已顯示出用筆恣肆，大氣磅礴，形成以后變化萬千的風格。全國解放后，更多地閱讀法帖，1949年出國時，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隨。1955年開始，指示身邊工作人員廣置碑帖，二十年中間所有拓本及影印碑帖約有六百多種，看過的也近四百種。“二王”帖及孫過庭、懷素的草書帖，則是時常批閱。毛主席不但博覽群帖，而且注意規(guī)范草書，如古人編輯的《草書要訣》和《草訣百韻歌》等帖?？傊飨瘡那嗄甑酵砟?，雖然一生經(jīng)歷著革命的狂風巨浪，但也沒有放棄在書法上踏實地用功夫，由于長期的刻苦鉆研，因而達到了精邃的功力素養(yǎng)。毛主席十分重視我國傳統(tǒng)的書法遺產(chǎn)，并借以奠定自己的書法基礎(chǔ)，但決不就此停步。更可貴的，是他推陳出新，創(chuàng)造自己獨特的風格，并不斷演變，不斷發(fā)展。毛主席早年攻楷書，后來多行書，晚年則是行書和草書，凡此皆不拘于成規(guī)。通過毛主席閱碑帖的情形和大量墨跡來看，我個人的體會，他以晉唐楷書和魏碑錘煉了書寫的功力，進而吸收“二王”行書的長處，再則十分喜愛懷素、孫過庭的草書，同時博覽群帖，這樣澆灌滋潤出毛主席獨創(chuàng)一格的書法藝術(shù)之花。

　　習書法需要有天分，但要想在書法方面獲得成功最主要的還是靠勤奮，靠堅持不懈的刻苦學習。自古以來，沒有一個書法家不是靠勤學苦練而取得藝術(shù)成功的。毛澤東也不例外。

　　作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lǐng)袖，毛澤東不論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shè)時期，他都日理萬機，晝夜操勞。但是，他從沒間斷過練習書法。他曾說：“字要寫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寫得美，必須勤磨練。”他一生總是擠時間練習書法。毛澤東這種終生孜孜不倦、勤學苦練、持之以恒的精神，對繼承和發(fā)揚源遠流長的中華書法藝術(shù)，永遠不會過時。

　　●毛澤東博覽草書法帖

　　毛澤東晚年開始攻草書，并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在書法上形成自己的風格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毛澤東憑借自己的天分、勤奮、胸襟、見識、學養(yǎng)等諸多方面的因素，在書法藝術(shù)上達到登峰造極的境界。

　　中國書法的書體，經(jīng)過幾千年的嬗變，呈現(xiàn)出這樣的序列：篆、隸、楷、行、草。草書是最末一位，又是最高的一位。草書是中國書法藝術(shù)的皇冠，狂草則是這個皇冠上的明珠。誰攻下草書，誰就登上了中國書法的巔峰。因此，在中國書史上，只有擅長草書者可稱為“圣”。漢末張芝被稱為“草圣”，晉代王羲之被稱為“書圣”。唐代書家林立，但稱得上“草圣”的只有張旭一人，而與張旭齊名的，僅有以狂草而名世的僧人懷素而已。

　　毛澤東說：“學字要有帖”。從毛澤東的用筆、結(jié)字、布局等方面看，特別是從他的草書來看，他的確是臨摹過不少碑帖的。在毛澤東臨摹過的碑帖中，學懷素最力，特別是草書受懷素《自敘帖》影響最大。曾做過毛澤東秘書的田家英說：“毛澤東的字是學懷素的，寫起來很有氣魄。”

　　將毛澤東的草書和懷素的《自敘帖》比較一番，會發(fā)現(xiàn)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筆畫都較細圓；字形都較長；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迤，翩翩自肆的寫法。但毛澤東學習書法又不囿于學古人碑帖，他善于創(chuàng)造。他說：“帖中要發(fā)揮”。他臨摹碑帖多，見識廣，能博采眾長，加上他開拓的精神，領(lǐng)袖的氣質(zhì)，在書法上又加進了不少自己的東西。在筆畫上、結(jié)構(gòu)上，毛澤東的字又有與懷素不同的地方。如：懷素《自敘帖》的筆畫細圓遒勁，毛澤東的筆畫細圓柔韌；懷素《自敘帖》結(jié)字較長，毛澤東則結(jié)字長中多欹側(cè)。

　　懷素的《自敘帖》所表現(xiàn)出的豪邁氣概超出一般書家，非一般書家所能及。毛澤東對此帖發(fā)生了非常大的興趣，下了一番大功夫去臨摹，正表現(xiàn)了他的豪邁氣概。在臨摹的基礎(chǔ)上所形成的“飄逸”的書法風格，又使得他的書法表現(xiàn)出深遠的意境、超凡的氣勢。

　　除了臨摹學習懷素的《自敘帖》以外，毛澤東還博覽歷代草書名帖。他曾就搜集草書帖給田家英寫過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請將已存各種草書字帖清出給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訣歌。此外，請向故宮博物院負責人（是否鄭振鐸？）一詢，可否借閱那里的各種草書手跡若干，如可，應(yīng)開單據(jù)，以便按件清還。

　　毛澤東

　　十月十六日

　　這是公布的毛澤東書信中少有的涉及書法的一封信。

　　據(jù)逄先知回憶：“除了買字帖供毛澤東觀賞，我們有時還到故宮借一些名書法家的真跡給他看。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陳秉忱向故宮借了20件字畫，其中8件是明代大書法家寫的草書，包括解縉、張弼、傅山、文徵明、董其昌等。”

　　借來的8件明代草書，文徵明和董其昌的都屬儒雅的“二王”書法體系，書法功底很深，藝術(shù)風格上文質(zhì)彬彬。解縉、張弼、傅山的草書，可能更合毛澤東的胃口，他們都是張揚個性風格的放筆恣肆的明代尚勢書風的代表書法家。有激情，有氣勢，是他們共有的藝術(shù)特點，從而有別于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書風，樹立了明人自己的時代書風。

　　解縉，號春雨，江西吉水人，文才名噪一時，為人剛正不阿，兩次被貶謫。第三次遭奸人誣告下獄，竟被強行灌醉后，埋入雪中活活凍死，年僅47歲。他的書法，楷、行俱佳，尤以狂草稱著。其草書縱蕩狂放，開合跌宕，直抒胸臆。明朝著名的文藝家王世貞對他評價很高，說他的書法能使元朝書壇領(lǐng)袖趙孟頫失價，百年之后也少有人能與他匹敵。

　　毛澤東在讀解縉草書手卷的時候，也許被他的文采所打動，不由自主地用鉛筆在手卷上作斷句。并說：“我就喜歡這類字體，是行草又有一定的內(nèi)容的書法，這樣又學寫字，又讀詩文，一舉兩得。”幸虧毛澤東不喜用鋼筆、圓珠筆，否則這件故宮文物可能就受損了。

　　張弼比解縉晚兩輩，號東海，松江華亭人。他恃才傲物，自詡文章第一、詩歌第二、書法第三?！睹魇贰氛f他草書“怪偉跌宕，震撼一世”。喜歡酒酣之際揮毫，頃刻間疾書數(shù)十紙，如蛟龍舞狂雨，世人喻之為“張旭再生”，競相求購其手跡。他在南安當官時，軍內(nèi)武將立功領(lǐng)賞，寧愿得到他的書法，而不愿領(lǐng)取金帛。

　　傅山是山西人，由明入清，誓不出仕，以行醫(yī)為業(yè)?？滴趸实墼t舉博學鴻儒科，他以死相抗，拒不進紫禁城赴試。康熙激賞他的氣節(jié)，不但免了他的拒不從命之罪，反而加封他為中書舍人。但傅山仍自稱為“民”。這樣的氣節(jié)，這樣的性格，使他的書法也獨具風格。他認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并提出了獨特的書法審美觀：“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這“四寧四毋”正是他書法個性的自白。他的行草書，運筆有狂勢，連綿不絕，生氣流蕩，給人以雄奇郁勃之感。

　　毛澤東指名要的《草訣歌》、“于右任千字文”是兩本學習草法規(guī)律的字帖，研讀草書有時需要查閱這兩本帖。

　　因為草書是漢字體系中獨特的一套書寫符號系統(tǒng)，一般人不易認讀。自漢初產(chǎn)生草書后，曾一度泛濫成災(zāi)，結(jié)果許多人寫出來的草書，除了自己，誰也不識，狀如“天書”，影響了文化的傳播。唐時，佛經(jīng)的注疏是須用草字書寫的，以區(qū)別于隸楷書寫的經(jīng)文，從而保持經(jīng)文的純正性。為此，王羲之的第七代孫智永和尚，用楷草兩種書體，一行對一行地寫《千字文》達八百余本，散發(fā)江南諸寺，以正草法。草法由此開始逐漸約定俗成。

　　“于右任千字文”，不是指他自己書寫的草書《千字文》，而是指由他主持修訂的《標準草書千字文》。該帖可謂是歷代草書千字文的一大藝術(shù)總結(jié)。

　　《草訣歌》又叫《草訣百韻歌》，是諸種草法著作中流行最廣的，托名于王羲之，其實約產(chǎn)生于宋朝。它把通行常用的草字，按結(jié)體和行筆的簡省規(guī)律，編成五字一句的韻文，瑯瑯上口，便于記憶，相當于詩韻。例如“有點方為水，空挑卻是言”，是說草字的“水”字旁“言”字旁的簡省差異，在于有無一“點”。又如“六手宜為稟，七紅即是袁”，是說“六”“手”兩草字的連寫就構(gòu)成“稟”的草寫，“七”“紅”兩草字的連寫就成了“袁”的草字。當然，這僅僅是繁復多變、千姿百態(tài)的多樣化草法中的一種簡識，是掌握草法的基礎(chǔ)。

　　陳秉忱多次為毛澤東搜集過歷代書法名帖。他生前回憶道：“主席喜歡看字帖，看得很細，不僅看字的點畫、結(jié)構(gòu)、用筆，還研究其中的內(nèi)容，欣賞其文章，好的字還用鉛筆畫上道。主席要看哪一種字帖，還將同類的有關(guān)系的都找來放在桌上，對照著看。向故宮借來的墨跡，就掛起來，隨時可看。”

　　縱覽毛澤東20世紀50年代中期之后的草書，可以發(fā)現(xiàn)他既已嫻熟地把握了草法規(guī)律，又不墨守成規(guī)，得心應(yīng)手地將草勢草法隨機而化，獲得了自由。這當然是他刻苦鉆研和臨摹傳世草書法帖的結(jié)晶。

　　●毛澤東心系《蘭亭序》

　　1910年，毛澤東入湘鄉(xiāng)東山高等小學堂，開始接觸王羲之草書《十七帖》，從此結(jié)下了長達60余年與王羲之法帖的不解之緣。

　　王羲之是東晉瑯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字逸少。定居山陰（今浙江紹興）。拜右軍將軍、會稽內(nèi)史，世稱“王右軍”。書法博采眾家，備精諸體，歷代奉為“書圣”。

　　毛澤東非常喜愛王羲之字帖。即使萬里長征，身在軍戎，隨身所帶就有一部唐人臨摹的王羲之字帖。建國伊始，毛澤東有了自己的圖書館，王羲之法帖也就為他收藏和閱讀的一項內(nèi)容。凡毛澤東所到之處，必攜有很多法帖，其中必有王羲之法帖。

　　據(jù)毛澤東的保健醫(yī)生徐濤回憶，毛澤東有次和他談書法，說道：比如王羲之的書法，我就喜歡他的行筆流暢，看了使人舒服。我對草書開始感興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產(chǎn)生的。

　　毛澤東對王羲之草書可以說如癡如迷。民主人士黃炎培有一本王羲之法帖，毛澤東借來，工作一停便翻開來看，愛不釋手。他看著字跡琢磨，有時還抓起筆對照著寫，這樣足足看了一個月。

　　中國書法界無不青睞王羲之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毛澤東也非常重視《蘭亭序》的文化價值。他曾多次談?wù)摗短m亭序》以及它的真?zhèn)巍?/span>

　　1959年初夏的一天，毛澤東在杭州丁家山和陳伯達、田家英等人談?wù)撏豸酥摹短m亭序》。

　　陳伯達認為《蘭亭序》陪葬于武則天，留存在世上的均是宋人偽托。田家英說：“王羲之書寫的《蘭亭序》的真跡已作了唐太宗的殉葬品，現(xiàn)存的都是名家臨摹經(jīng)過石刻的拓本。”又說：“何延之的《蘭亭記》記載：蕭翼奉太宗之命，到永欣寺中，從辨才手里騙到《蘭亭序》的事。宋人桑世昌還錄有蕭翼詩兩首為證，‘使御史不有此行，烏得是清絕語。’”

　　毛澤東非常熟悉王羲之其人其事，當即講了“入木三分”的故事：

　　一天，王羲之去看望一個朋友，碰巧這位友人不在家。于是，他進了書房，在人家的茶幾上寫下幾行字，就走了。后來這家人想把他寫的字擦掉，可是用力擦也擦不凈，用水洗也洗不掉。王羲之在木板上寫的字，木工拿去雕刻時才發(fā)現(xiàn)，這木板到三分深的地方，還滲透有墨汁！

　　毛澤東又講了“一筆鵝字”、“墨池”等刻苦習字的故事之后，才談起了天寶《蘭亭》、定武《蘭亭》、落水《蘭亭》、蟬翼本《蘭亭》等幾種傳說中的《蘭亭序》。他說：《蘭亭序》不但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在書法藝術(shù)上的價值更大。要是真跡能留下來，那是國寶?。】上г岬教苹实膲?zāi)估锶チ恕?/span>

　　毛澤東最后作出結(jié)論：我贊成田家英的說法。

　　1965年，郭沫若撰寫《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zhèn)巍芬晃模J為《蘭亭序》不論是文字還是書法都不是出于王羲之之手。文章發(fā)表在6月10日至11日《光明日報》和這年第6期的《文物》雜志上。

　　此文一出，立即引出一些反面的意見。當時南京市文史館館員高二適，立即撰文反駁，并將文章寄給文友章士釗。經(jīng)章士釗指點后，高二適又加以修改，并再寄章士釗，同時還寄給章一封信，說：“鄙稿倘若邀我主席毛公評鑒，得以發(fā)表，亦當今至要之力圖也。”7月16日，章士釗寫信給毛澤東，推薦高二適文。

　　毛澤東7月18日回章士釗信，說：

　　爭論是應(yīng)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之于世。

　　同一天，毛澤東又致信給郭沫若，其中說：

　　筆墨官司，有比無好。

　　郭沫若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并建議以《光明日報》為陣地進行這場討論。隨后，高二適文《〈蘭亭序〉的真?zhèn)务g議》發(fā)表在7月23日《光明日報》上，第7期《文物》雜志也發(fā)表了高文的影印手稿。“蘭亭論辯”從此拉開帷幕。

　　8月12日，郭沫若又寫了一篇文章交報社，是針對高二適的文章。五天之后，毛澤東向康生問起這場官司，康生當天寫信向郭沫若通報情況說：“今天在接見部隊干部時，主席問我：‘郭老的《蘭亭序》官司怎樣了，能不能打贏？’看來主席對此問題頗有興趣。我回答說，可以打贏。當然這些頭腦頑固的人要改變他們的宗教迷信是很難的。”

　　在高二適文章發(fā)表后不久，郭沫若又寫了兩篇文章進行論爭，即《〈駁議〉的商討》、《〈蘭亭序〉與老莊思想》。細讀其文章，其中除了論述蘭亭問題之外，又涉及打破帝王將相崇拜的問題。如，郭沫若將高二適不同意《蘭亭序》為偽的觀點說成是“絕對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并堅持了他的觀點即不能無條件地信仰。郭沫若還引用了毛澤東的詩句“唐宗宋祖，稍遜風騷”，說“不是膾炙人口的嗎？”在《〈駁議〉的商討》一文中，郭沫若特別引用了清代書畫家趙之謙的一段話，說：當日唐太宗注重王羲之書法，“（群臣）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數(shù)百年書家尊為鼻祖者，先失卻本來面目，而后人千萬眼孔，竟受此一片沉沙所瞇”。這段話，郭沫若十分欣賞，引用了兩次。郭沫若特別欣賞趙之謙的敢于“妄言”。

　　8月20日，毛澤東看了這兩篇文章的清樣后，也對郭沫若引用趙之謙的材料很感興趣，寫信給郭沫若，認為“文章極好”。

　　這場爭論，雖然最后沒有定論，但體現(xiàn)了毛澤東一貫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及他對王羲之《蘭亭序》的傾情和關(guān)心。

　　●“毛體”演變軌跡

　　猶如毛澤東對中國現(xiàn)代史留下了巨大的影響一樣，在書法藝術(shù)的世界里，他也為中國人民留下了無比珍貴的財富。從韶山時期的樸實無華，到長沙時期的儒雅厚重，再至南征北戰(zhàn)時期的氣勢磅礴，最后獨創(chuàng)一格，自成一家。毛澤東的書法至晚年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他的狂草被人稱為龍飛鳳舞的“毛體”，可與中國歷史上的張旭、懷素相媲美。從毛澤東留下來的大量書法手跡來看，大致而言，他的書體演變經(jīng)歷了五個時期。

　　第一期（1902～1919年）：臨摹奠基時期

　　1902年8歲的毛澤東被父親送進私塾，開始接受國學啟蒙。在六年的私塾學習中，毛澤東由填紅到臨摹歐陽詢、錢南園的書法。從這一時期他留在《詩經(jīng)》、《論語》封皮上的墨跡可以看出，毛澤東最早的書法是非常工整秀穆的。

　　1913年至1918年，毛澤東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習，博采眾家，更深入地練習研究書法。

　　毛澤東這一期的書法代表作有：

　　（一）1915年夏，讀《明恥篇》后的批語：

　　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1915年5月7日下午三時，日本政府以解決中日之間的“懸案”為由，向袁世凱民國政府發(fā)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六時前答復是否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兩天后，袁世凱政府接受了喪權(quán)辱國的“二十一條”。消息傳出后，舉國悲慟。學生們紛紛集會演說，抗議日本的強暴、政府的孱弱。第一師范的學生集資編印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文章和資料，題為《明恥篇》。毛澤東仔細閱讀并寫下批語。在封面上，他義憤填膺地寫下了這十六個字。

　　這十六個字用莊嚴厚重的顏體寫成，字體拉長，帶了行書特點。四字一行，正好排成一個方矩陣形。十六個字有避有讓、相承相就，看上去統(tǒng)一和諧，氣韻生動，線條果敢，對比強烈。表達了一位愛國青年對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嚴正抗議和拳拳報國之心。

　　（二）1918年，工人夜校的“夜學日志”。

　　這四個字字形扁寬，筆法簡古，明顯受到魏碑的影響。

　　第二期（1920～1937年）：書法探索時期

　　這一時期對毛澤東來說是人生巨變期，他由一個身無分文的青年學子躍升為中國革命的杰出領(lǐng)袖。這一時期，毛澤東在書法藝術(shù)上也在不斷探索、不斷進步著。

　　這一期的代表作有：

　　1937年，為抗大二期畢業(yè)生的題詞：

　　勇敢、堅定、沉著。向斗爭中學習。為民族解放事業(yè)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

　　該題詞行書體，分為五行，字形左斜骨豐。首行“勇敢、堅定、沉著”六個字筆力雄厚，險而不危。后面四行錯落變化，稍帶動感。這一時期，毛澤東的書法已走出碑帖，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

　　第三期（1938～1949年）：書風形成時期

　　在這一時期，毛澤東率領(lǐng)黨和人民取得了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他的書法，在狂風巨浪中淘漉，在戰(zhàn)火硝煙中錘煉，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貌。

　　這一期的代表作有：

　?。ㄒ唬?938年，毛澤東為一次青年工作會議的題詞：

　　努力前進，打日本，救中國。

　　正文三句十個字，一句一行；落款“毛澤東”三個字緊隨第三行之側(cè)，撐起整個幅面。字距密集，和而不犯，蘊含動感。這十個字是毛澤東在飽經(jīng)槍林彈雨的洗禮之后，懷著一種勇猛抗敵的激情寫下的，因而帶有雄健之風、蒼豪之氣。這樣的書作是那些呆在書齋里的書法家不可能寫出來的。

　　（二）1942年，為《八路軍軍政雜志》創(chuàng)刊三周年的題詞：

　　準備反攻。

　　四個字縱軸垂直，字形拉長，對比強烈。這四個字雖是一個單行矩陣，卻極具動感，峻拔外露，雄健內(nèi)含，仿佛積聚著一股力量，鼓舞人們準備戰(zhàn)斗。

　?。ㄈ?945年，手書《沁園春·雪》。

　　這首詞是毛澤東詩詞的代表作，他很喜歡這首詞，曾多次書寫，其中，以他1945年去重慶談判時寫下的最具代表性。當時，毛澤東手書的這一篇詞，震動了山城重慶，也震動了全國各界人士。

　　這首詞豪邁奔放，氣勢磅礴，而這篇書法也是難得的佳作。此幅用正楷寫成，雄峻超逸，豪氣吞海，其強勁的線條、獨特的結(jié)體方式、奔放強健的氣勢，都極具藝術(shù)魅力，觀后令人驚心動魄、胸襟大開。

　　總的來說，毛澤東這一時期書作的風格是骨氣洞達，豪邁超逸，字勢右斜，左伸右收，方筆側(cè)鋒，長槍大戟。

　　第四期（1950～1960年）：書風深化時期

　　這一時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的第一個十年。這一時期的毛澤東六十歲上下，正是領(lǐng)袖人物的華歲英年。他胸納萬有，精力過人。這一時期是毛澤東在書法上的黃金時期，他博采眾長，縱情揮灑，樹立起一座中國書法的豐碑。

　　這一期的代表作有：

　?。ㄒ唬?955年，為武漢人民戰(zhàn)勝1954年洪水的題詞：

　　慶賀武漢人民戰(zhàn)勝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還要準備戰(zhàn)勝今后可能發(fā)生的同樣嚴重的洪水。

　　這幅書作氣勢恢宏，神采照人，在毛澤東的書法歷程中是一篇突變性的撼人之作。雖然字的結(jié)體仍保持了以斜求正的方式，但字的底線明顯發(fā)生了逆轉(zhuǎn)。長槍大戟的大撇沒有了，這就為草書的用筆和結(jié)體鋪平了道路。

　?。ǘ?957年，手書《蝶戀花·答李淑一》。

　　這幅字以情縱筆，是毛澤東的書法精品。這首詞是毛澤東于1957年上半年所作，5月份書寫的。自己抄錄自己的詞不可謂不熟，但他在書寫中卻出現(xiàn)了以前不曾有的錯字、漏字和重句的現(xiàn)象，顯示了毛澤東內(nèi)心的不平靜。也許他此時想起了與楊開慧之間刻骨銘心的感情，千頭萬緒直涌心底，以致筆下頗不平靜。

　?。ㄈ?960年，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人員題寫橫幅：

　　艱苦樸素。

　　這幅字意態(tài)從容，用筆精到，顯示毛澤東的書法已經(jīng)十分純熟，是毛澤東題詞中的精品。毛澤東一生追求艱苦樸素的作風，他為身邊的工作人員寫下這個題詞，十分嚴肅認真。

　　毛澤東這一時期的書風，在豪邁的氣勢之中，增加了靈動峻拔、雄強老辣，字勢由險絕復歸平正。

　　第五期（1961～1966年）：登峰造極時期

　　這一時期的毛澤東七十歲上下，人書俱老，他的書法登上了泰山巔峰，一年一個面貌，篇篇珠璣。

　　這一期的代表作有：

　?。ㄒ唬?962年，手書《七律·長征》。

　　這幅書法遒勁俊美，超逸豪邁，是毛澤東草書的代表作。它被印在各種器物上，傳遍了大江南北、海內(nèi)海外。

　?。ǘ?963年，手寫《滿江紅·和郭沫若》。

　　這幅一百個字的橫幅手卷分為31行，筆法時而平穩(wěn)、明亮，時而跌宕、晦暗。觀此卷猶如臨江觀濤，波浪涌伏，高峰疊起。作者的感情盡涌筆底。從此，毛澤東的書法進入了一個更高的階段。

　?。ㄈ?963年，為雷鋒題詞：

　　向雷鋒同志學習。

　　正文7個字，分為兩行，中間留有大片空白，使人覺得空闊而高遠。這個題詞面世后，書界極為震動。它標志著毛澤東的書法已走大草，是毛澤東書法的一個里程碑。

　　這一時期，毛澤東在中國書法的藝術(shù)之巔——草書的殿堂里游目騁懷，筆走龍蛇，縱橫馳奔，只求意足，得神忘形。

　　●毛澤東的“文房四寶”

　　筆、墨、紙、硯，歷來被中國文人稱為“文房四寶”，也是歷來傳播國學的媒介和載體。毛澤東一生與寫作和書法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對文房四寶有著特殊的感情。他用文房四寶寫出了一篇篇雄文大作，一首首詩詞華章，也用文房四寶創(chuàng)造出一幅幅驚世駭俗的書法藝術(shù)珍品，摘取了草書這顆中國書法藝術(shù)皇冠上的璀璨明珠。

　　早在井岡山時，賀子珍因毛澤東喜歡用毛筆起草文件、書寫文稿，便經(jīng)常請父親賀煥文代購一些筆墨紙硯供毛澤東使用。賀子珍和毛澤東結(jié)婚時，親手用江西農(nóng)村整幅藍土布裁成長方形，花了幾天功夫，一針一線精心縫制了一只多用挎包，送給毛澤東。這個挎包里面有多層口袋，外面又有若干小口袋，可以裝筆墨紙硯，還可以裝尺子書板、毛巾漱具等隨身辦公用具和生活用品，簡直是個“百寶囊”。

　　毛澤東接過這一特殊禮物非常高興，贊賞道：“好，我的傳家寶——‘文房四寶’可以裝放攜帶了。我要用文房四寶，打敗國民黨的四大家族。”

　　長征時期，毛澤東不論走到哪里，警衛(wèi)員的首要任務(wù)便是將文房四寶擺好。他向警衛(wèi)員陳昌奉交代：“我到哪里，不吃飯，不洗腳，也要把文房四寶擺好，隨時可以工作、看書學習。”

　　建國以后，在毛澤東的辦公桌上，文房四寶占據(jù)最顯眼的位置。在毛澤東度過了17個春秋的毛澤東故居——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的臥室北房東屋，門邊南窗如今按原樣陳列著一張大書桌，桌上有一鏟形的端硯，裝在紫檀木盒里。書桌上還擺著一小瓶“中華牌”墨汁。一小塊完整的“龍門”墨錠，放在一個小巧玲瓏的木架座上。書桌上還有一只四方形的銅墨盒，古紅色的筆筒里插著幾支大楷筆，全都套著銅質(zhì)或鋁質(zhì)的筆套，筆桿是普通的竹筆桿。書桌的左邊角上放著一疊裁開成大16開的潔白如玉的宣紙頁，還有一疊大小信封，以及五六支紅、藍、黑鉛筆。

　　毛澤東一生大都用毛筆和鉛筆寫字，極少用鋼筆和圓珠筆。

　　現(xiàn)在保存下來的毛澤東使用過的毛筆多出自鳩居堂、清蓮閣、樸園等老字號筆店，包括長鋒狼毫、羊毫、雞狼毫、紫毫等多種質(zhì)地，有的上面刻有“曲水清賞”、“師萬物”等字樣，看上去古色古香。

　　戰(zhàn)爭年代，條件艱苦，毛澤東用的文房四寶，大部分需要購買，有時也以戰(zhàn)利品補充。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直羅鎮(zhèn)，部隊繳獲了幾支毛筆、一支好鋼筆和一只手表，部隊首長根據(jù)需要便都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只留下了幾支毛筆，鋼筆、手表都送給了其他的同志。

　　1937年，何香凝從上海買了一套上好的狼毫湖筆，托人帶到延安，還有她的一本畫集和一本《雙清詞草》詩集。毛澤東于當年6月25日寫信給何香凝說：

　　承贈筆，承贈畫集，及雙清詞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謝。沒有什么奉答先生，唯有多做點工作，作為答謝厚意之物。

　　1960年秋，周世釗、李達和樂天宇從九嶷山帶回兩支斑竹筆桿的毛筆，送給毛澤東。

　　毛澤東寫文章、起草和批閱文件常用鉛筆，看書時的批注也多是鉛筆。據(jù)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郭化若說，在延安時，因為當時是戰(zhàn)爭時期，工作緊張，時間短，鉛筆寫起來快，毛澤東有時不用毛筆而用鉛筆斜著在宣紙上寫字。

　　建國后，毛澤東用的鉛筆，原來主要是德國生產(chǎn)的，當上海產(chǎn)的“中華”牌鉛筆問世后，毛澤東便開始用“中華”牌鉛筆。毛澤東的遺物中，有上海“中華”、“五星”牌鉛筆，其中一支“中華”牌鉛筆上有“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等字，還有一支棕色圓形5B德國制鉛筆。

　　毛澤東的理發(fā)師周福明回憶，他的一項額外任務(wù)，便是為毛澤東削鉛筆，一次削好幾十支。即使是毛澤東出巡時也要將鉛筆預備好，到住處后，在床頭、辦公桌，乃至廁所等地方各放幾支，以便隨時隨地取用。

　　在毛澤東故居的書桌上，沒有圓珠筆和鋼筆。這兩種書寫工具，他一生中只偶爾使用一下。據(jù)逄先知說，圓珠筆毛澤東只使用過一次，那是1957年3月19日至20日，在徐州至南京、上海的飛機上，他用秘書林克手上的圓珠筆，書寫了元朝詩人薩都剌《木蘭花慢·彭城懷古》、宋朝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懷古》和辛棄疾《南鄉(xiāng)子·登京口北固樓有懷》，并對林克講了這些詞的詞意和典故。鋼筆，只在1942年1月26日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宣傳要點》等少數(shù)文稿，以及給林克的一兩封信等上使用過。

　　毛澤東寫字，并不大講究紙的質(zhì)地，這與他不喜受拘束的浪漫性格和儉樸的生活作風是一致的。

　　在延安時期，宣紙很少，毛澤東使用的多是根據(jù)地產(chǎn)的玉版紙、馬蘭紙和土紙。

　　1946年8月下旬，毛澤東欣聞劉鄧大軍六天時間內(nèi)以五萬兵力殲敵四個旅的捷報后，興奮得難以自制，把馬蘭紙鋪在桌子上，卷起袖子，飽蘸濃墨，寫下了：“慶祝大勝利！增強我信心！凡能殲敵有生力量者，均應(yīng)獎勵之！”

　　字越寫越大，欣喜萬分的激情在筆下噴涌而出。

　　有一次，延安新市場買了一批宣紙回來，中央機關(guān)工作人員去買了十二刀，拿了十一刀送給毛澤東，一刀留給了郭化若。郭化若知道毛澤東喜歡用宣紙，就將那一刀也送給了毛澤東。

　　建國以后，毛澤東多用宣紙。毛澤東用的宣紙頁，常是用四尺宣紙裁成12張，也有時用八開的白色厚宣紙。偶爾用較大的。

　　建國初期，毛澤東常用帶紅界線的宣紙信箋，以后主要用裁開的白宣紙，沒有了紅界線的視覺干擾，使他的書寫更加無拘無束。就是用有豎格的信箋紙書寫時，毛澤東也常不按格寫，隨興所至，甚至頂天立地寫滿全紙。

　　為了滿足求墨者的要求，毛澤東有時還將題字、題詞寫在筆記本上、照片上，獎狀、獎旗上，文件、信函的邊行，或其他制品上。

　　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各地到延安的進步青年懷著對革命領(lǐng)袖的敬愛之情，常常要求毛澤東題詞留念，毛澤東總是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有位抗大的學員一時找不到好紙，就將四尺白漂布送給毛澤東，請求題詞以作紀念。時隔幾天，毛澤東果然寫好了讓人送去。

　　1939年，習仲勛也曾用一塊一尺長、五寸寬的白漂布請毛澤東題詞。毛澤東揮毫題寫道：

　　黨的利益在第一位。贈給習仲勛同志，毛澤東。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前夕，周恩來秘密向毛澤東書面匯報了當時的嚴重情況。毛澤東閱后，沉思良久，然后在一柄白色的絲綢折扇扇面上寫下了“各求各志，各行各路。離凡離圣，離因離果”四句話，立即叫警衛(wèi)員將扇送給周恩來。周恩來一看，領(lǐng)悟了毛澤東對于此事的意見。這也許是毛澤東唯一的一次題扇書跡。

　　毛澤東文房四寶中保存下來的有不少硯臺。有一方最早的硯臺，是毛澤東少年時代在韶山用過的。硯臺是韶山本地材料制成的青石硯，長方形，底面鑿有條痕，臺面四周刻四道條框，前端略凹。這方硯長有19厘米，寬有12.5厘米。就是這方硯臺陪伴毛澤東度過了“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涯。

　　在井岡山茅坪八角樓，有一個直徑約26厘米的腰圓形青石硯，這是毛澤東用過的最大且形狀也最奇特的硯臺。因為他通常用的都是長方形或正方形的硯臺。

　　延安時期，曾有人用古磚制成了一個方硯臺送給毛澤東，可惜在戰(zhàn)亂中遺失了。

　　建國以后，毛澤東生活比較穩(wěn)定，使用毛筆和硯臺的頻率也更高了。每次出巡，總得帶上他的硯臺。但石硯較易碰壞，因此后來他改用銅墨盒。

　　20世紀60年代，有一次毛澤東巡視到杭州，隨身帶了一個小的銅墨盒。到了汪莊招待所，毛澤東發(fā)現(xiàn)所里為他準備了一個大的銅墨盒，用起來很方便。臨走時，毛澤東對工作人員說：“你去請示一下領(lǐng)導，我們換一個墨盒用，看行不行？”所負責人聽后說：“主席需要，拿去就是了。”毛澤東說：“那可不行，我不能隨便拿公家的東西。我只能跟你們換。”就這樣，毛澤東把自己用了多年的小銅墨盒留在了汪莊招待所，換回了那個大的。

　　毛澤東的硯臺中最珍貴的當推齊白石送給他的那方雕花硯。

　　此硯為湖南產(chǎn)花崗巖質(zhì)地，石質(zhì)堅硬，長26厘米，大的一頭寬15.5厘米，小頭寬14厘米，厚2厘米，外面還套著一個精制的楠木盒子。硯的表面約一半面積微凹，用于磨墨，其余部分雕花，如煙雨云蒸，意韻悠綿。

　　齊白石先生對此硯極為珍愛，生怕丟失，又擔心他百年之后，子孫將其轉(zhuǎn)贈于人，于是親手在硯體上刻下一行小字：

　　片真老空石也。是吾子孫不得與人。乙酉八十五歲，齊白石記于京華鐵柵屋。

　　但一年后齊白石卻違背了自己的規(guī)約，于1950年國慶前夕，將這方雕花硯作為禮品送給了他視為“知音”的同鄉(xiāng)毛澤東。

　　●毛澤東的印章

　　鮮為人知的是，毛澤東對中華傳統(tǒng)的印章篆刻藝術(shù)也十分喜愛，經(jīng)常把玩。據(jù)田家英夫人董邊回憶說，毛澤東的印章有兩抽屜多。田家英任毛澤東秘書時負責保管這些印章，所以董邊戲稱田家英為“掌璽大臣”。

　　毛澤東一生很少使用私人名章，無論題字、書信、批注、文稿都喜歡用毛筆或鉛筆以他獨創(chuàng)一格的“毛體字”簽名，書法作品也只有極個別的上面蓋有印章，因此毛澤東的印章普通人很少知道。

　　現(xiàn)在所見毛澤東最早的印章，是1929年3月13日，毛澤東與朱德聯(lián)合簽署的一張紅四軍籌款公告上，加蓋的一方雕刻極精細的篆體朱文名印。

　　1936年7月15日，毛澤東派代表到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協(xié)調(diào)停止內(nèi)戰(zhàn)聯(lián)合抗日事宜，介紹信上蓋有篆體朱文印章。同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jīng)濟建設(shè)公債券上蓋有時任蘇維主席的毛澤東的隸體朱文印章，印文為“毛澤東印”。

　　1937年7月13日即抗日戰(zhàn)爭大爆發(fā)后第六天，毛澤東在關(guān)于對日作戰(zhàn)總方針的題詞上所鈐的“毛澤東印”，為篆體朱文印章，該印章字體圓潤，刻工精細。

　　1937年，北京素享“博琴鐵筆”之譽的著名篆刻家劉博琴受人之托，精刻了“潤之”一印，當時并不知道是為毛澤東刻印。

　　上海篆刻家陳巨來解放前也刻過一方“潤之”印章，因不知“潤之”就是毛澤東，所以照價收取了潤格。

　　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與老友柳亞子在山城重逢。柳亞子特意到曾家?guī)r桂園毛澤東住地拜會了毛澤東，并當即寫下一首七律《贈毛潤之老友》，又向毛澤東索詩。毛澤東于離開重慶前四天，即10月7日，將他1936年2月創(chuàng)作的《沁園春·雪》一詞，寫在一張“第十八路集團軍重慶辦事處”的信箋上，并附上一信贈送給柳亞子。

　　接到毛澤東派人送來的詞和短箋后，柳亞子發(fā)現(xiàn)書寫的詞沒有上款、下款和印章。第二天，他挾著一本冊頁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在冊頁上又重新書寫了這首詞。柳亞子請毛澤東蓋章，毛澤東說“沒有”。柳亞子慨然許諾說：“我送你一枚吧。”

　　柳亞子本人不擅金石，回來請青年篆刻家曹立庵挑選了兩塊珍藏的壽山石，連夜為毛澤東刻了兩方印章，一方為白文“毛澤東印”，一方為朱文“潤之”。柳亞子用八寶朱紅印泥在“毛澤東”三字的落款處全部鈐上。隨后，將兩方印章送到紅巖村，但未遇到毛澤東。

　　直到1946年1月28日，毛澤東寫信給柳亞子時還特別提到這兩枚印章，信中說：

　　很久以前接讀大示，一病數(shù)月，未能奉復，甚以為歉。閱報知先生遷滬……印章兩方，先生的和詞及孫女士的和詞，均拜受了。

　　1948年，人稱“篆刻王”的謝梅奴用家藏上乘的壽山石料，為毛澤東刻制了兩方印章，一方為白文“毛澤東印”，印文回文排列，筆劃間架松而不散，緊而不板，有如漢??；另一方是朱文“潤之”，仿周秦小璽，細紋粗邊，字秀筆圓。兩印均高兩寸半，有鈕，印面2.2厘米見方，鑲嵌于一個紅木錦緞盒內(nèi)。1951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將這兩枚印章呈獻給毛澤東。

　　毛澤東和著名畫家、近代三大治印巨匠之一的齊白石是湘潭同鄉(xiāng)。開國大典前夕，齊白石為了表示對毛澤東的崇敬之情，精心刻制了印文為“毛澤東”和“潤之”的白文和朱文壽山石名章各一枚，請文化部門的軍代表、著名詩人艾青呈獻給毛澤東。

　　1959年春夏之交，著名畫家傅抱石與關(guān)山月共同合作，為北京人民大會堂繪制了氣勢磅礴的《沁園春·雪》詞意巨幅山水畫，聽說毛澤東決定親自為該畫題書“江山如些多嬌”后，傅抱石為毛澤東精心刻了一枚巨印名章，以便在畫面題書落款時蓋上。此印的章材，取用壽山石，印鈕為古獸，印面5厘米見方。字體端莊工整，線條厚重，挺直蒼勁，頗具秦韻漢風。毛澤東見了拓印，十分欣賞，稱贊道：“不愧是當代藝術(shù)大師力作！”但考慮到自己的其他書法作品，落款后都未蓋章，此處還是不宜破例為好。后來，傅抱石想將此印贈送毛澤東。毛澤東請人帶口信風趣地說：我一生沒有用過印章，所以還是勞他代為保存，待有朝一日退了休再取。

　　毛澤東還有一枚堪稱“文物極品”的名章，這就是由著名的書法家、篆刻家鄧散木刻的一枚白文的“毛澤東”龍鈕大印。

　　1965年8月的一天，章士釗的秘書益知來到鄧散木家，提起毛澤東很喜歡篆刻及書法，章老請散木先生給毛主席治一印及寫幾幅字。這時，鄧散木已患多種疾病，并且癌癥已經(jīng)擴散，但當他得知毛澤東主席想請他刻一枚印時，即滿口答應(yīng)。他硬撐起病體，精心挑選了一塊明黃色、頂部有鏤空雙龍圖案的立方體石頭，經(jīng)過反復構(gòu)思，刻就了“毛澤東”印。同時，他還用篆、隸、行、楷四體書寫了自己創(chuàng)作的詩詞條屏，一并托章士釗呈毛澤東。

　　章士釗對這枚大印贊不絕口，非常滿意。他仔細欣賞著，但見“毛澤東”陰文三字線條橫不平，豎不直，卻自然天成，返樸歸真。印的一側(cè)，鄧散木刻有蒼勁的文字：“一九六三年八月，敬獻毛主席，散木，篆時六十有六”。不久章士創(chuàng)就把大印和書法條屏呈給了毛澤東，毛澤東也很喜歡。

　　毛澤東雖然不喜歡在書法作品上蓋印章，但是在自己的藏書上卻常蓋印章。他還特別欣賞上海篆刻家吳樸堂為他刻的“毛氏藏書”朱文印。

　　1963年，毛澤東與全國工商聯(lián)首席代表陳叔通敘談，說自己很想請人刻一枚藏書印章，無論陽文、陰文均可。陳叔通立即想到了自己多年的故交、上海印家吳樸堂。陳叔通到上海找到吳樸堂，說：“毛澤東主席想請你治一方藏書印。”吳質(zhì)堂當即應(yīng)允。

　　吳樸堂當晚就舉筆起草印稿。經(jīng)過反復琢磨，他確定用鐵線篆。次日夜，待喧鬧了一天的大都市沉寂下來，吳樸堂微舉刻刀，凝神定氣，直到深夜才刻竣。

　　不久，陳叔通將印送到毛澤東手中，毛澤東愛不釋手。從此毛澤東看書時往往喜歡先仔細欣賞一番，然后運力，小心翼翼地在書頁上加蓋“毛氏藏書”的印章。

　　毛澤東在建國后頒發(fā)的任命書上常用一枚簽名章。1949年9月，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頒發(fā)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書》，《通知書》最后的落款是“主席毛澤東”。其中“毛澤東”三字是非常粗壯有力而又圓潤流利的“一筆書”。這是一枚十分珍貴的象征了人民領(lǐng)袖崇高地位、代表了黨和國家最高權(quán)力的簽名章，無論從它的政治意義還是從它的藝術(shù)價值來說，都堪稱古今“印中一絕”！

      責任編輯：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