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毛澤東在鄭州一次談話中指出：“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并且進而指出：“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舉的例子是，“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從中華民族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角度看，紂王經(jīng)營東南，使中原文化逐漸傳播到淮河、長江流域，對推動歷史的進步起了一定作用。

　　【帝辛小傳】

　　帝乙的長子叫微子啟，啟的母親出身低賤，所以啟不能繼承王位。帝乙的小兒子名辛，辛的母親是帝乙的正后，所以辛得以繼承王位。帝乙死，子辛即位，就是帝辛，天下人稱他為紂。

　　商紂王的各種資質(zhì)超人，力氣巨大，能赤手空拳同猛獸搏斗。商紂王剛愎自用，不能納諫，愛搞家長制的“一言堂”，覺得天下人皆不如己。商紂王的好酒貪色，在各種史書中也多有記載，荒淫到“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同“裸”——引者注）相逐其間”的無恥程度。

　　商紂王的好酒貪色傳到民間，百姓們怨聲四起。為了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商紂王制定了各種各樣的殘酷刑法，例如：“炮烙之法”。從字面上理解，就是在烈火中燒紅鐵器，然后加于人體的一種刑法。紂王還常常以殺人取樂，處死九侯、比干、梅柏等人，囚禁周文王，搞得人心惶惶眾叛親離。

　　紂王愈加荒淫無度。周文王死后，周武王即位，他見時機成熟，就率軍伐紂。

　　紂王發(fā)兵在牧野進行抵抗。甲子這天，殷軍潰敗，紂王敗逃入朝歌城，爬上鹿臺，穿上他的寶玉衣，跳進火中自焚而死。武王于是把紂王的頭割下，懸掛在太白旗竿上示眾，殷民大悅。

　　《謚法》曰：“殘義損善曰紂”。故天下百姓才稱他為“紂”。由此可見，“紂王”是商代百姓對他的一種遣責(zé)式的稱謂。當(dāng)然，這一稱謂一直是大快人心的，所以各種史書也就沿用下來。

　　【毛澤東評點】

　　商品生產(chǎn)從古

　　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dāng)時已經(jīng)有了商品生產(chǎn)的意思。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只是損失太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國。說什么“血流漂杵”，紂王殘暴極了，這是《書經(jīng)》中夸張的說法。所以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關(guān)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chǎn)問題》，《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39頁。

　　為什么紂王滅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對他，還有箕子反對他，微子反對他。紂王去打徐夷（那是個大國，就是現(xiàn)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幾年，把那個國家滅掉了。紂王是很有才干的，后頭那些壞話都是周朝人講的，就是不要聽。他這個國家為什么分裂？就是因為這三個人都是反對派。而微子最壞，是個漢奸，他派兩個人作代表到周朝請兵。武王頭一次到孟津觀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兩年，他說可以打了，因為有內(nèi)應(yīng)了。紂王把比干殺了，把箕子關(guān)起來了，但是對微子沒有防備，只曉得他是個反對派，不曉得他里通外國。給紂王翻案的就講這個道理。

　　紂王那個時期很有名聲，商朝的老百姓很擁護他。紂王自殺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漢奸，周應(yīng)該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紂王的兒子武庚。后來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為宋，就是商丘。

　　——引自《毛澤東1959年6月22日同吳芝圃等人的談話》，見《黨史文獻》1995年第4期。

　　“殷鑒不遠”，就在去年。

　　——《中共中央宣傳部陸定一部長駁斥國民黨中宣部聲明，所謂和平方案全系欺騙》，《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362頁，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

　　商紂王是很有本領(lǐng)的，周武王把他說得很壞。他的俘虜政策做得不太好，所以以后失敗了。

　　——轉(zhuǎn)引自陳晉《毛澤東之魂》，第298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鑒賞】

　　《荀子·非相篇》中，對于紂王，有這么一段文字：“長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群，百人之?dāng)骋?rdquo;?！妒酚?middot;殷本紀(jì)》中也有“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的記載。

　　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是全面客觀，不搞以管窺豹，要看主流，要看他在社會歷史進程中所起的作用。毛澤東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基本上是遵循這一原則的。

　　在中國史書里，商紂王被描繪成一個殘暴無比的暴君，一個荒淫無道的昏君。究其罪惡，不外以下數(shù)端：第一，好色貪淫，荒淫無度。如寵幸妲己，作長夜之飲，使男女裸而相逐等；第二，窮奢極欲，酗酒迷聲。如橫征暴斂，搜刮民脂民膏，“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史記·殷本紀(jì)》），“以酒為池，懸肉為林”（同上）。第三，野蠻殘暴，滅絕人性。如把活人燒死，將孕婦剖腹以觀胎動，作炮格（烙）之刑等等。第四，狂妄主觀，信讒用奸。如驅(qū)逐忠良商容，對王叔比干剖腹取心，任用奸邪小人費仲、惡來等。這些罪名，使商紂王成為一個殘暴無比的暴君，一個荒淫無道的亡國之君。商紂王的形象成了歷代帝王以德治天下的一個反面典型，因而具有一定的鑒戒作用。194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就20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之聲明加以駁斥，稱所謂和平方案全是欺騙。陸定一的文稿經(jīng)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審閱修改后，由新華社播發(fā)。文稿最后一段說：“如果連我們提最低限度的兩條都不要他實行，把過去的罪惡一概不算，‘就地停戰(zhàn)’下來，讓他得到休整時間，鞏固侵占地區(qū)，補充軍隊，‘改組政府’，取得美國政府五萬萬或更多的借款和軍火援助，有了再來大舉進攻的力量，那時蔣介石還必定要更加無法無天。”在此之后，毛澤東修改時，加了8個字，即“‘殷鑒不遠’，就在去年”。“殷鑒不遠”見于《詩經(jīng)·大雅·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二句意謂，殷商借鑒不用遠求，近在夏桀這代昏王。這是召穆公勸諫周厲王不要以夏桀、商紂的暴虐無道而斷送周王朝的天下。在這里，毛澤東是以夏桀、商紂王比擬蔣介石，用的就是商紂王這個反面典型的例證。

　　后來，毛澤東又認為這樣評價商紂王是不全面的。郭沫若1959年2月19日在《光明日報》發(fā)表《應(yīng)該替曹操恢復(fù)名譽》一文，認為曹操是中國歷史上有數(shù)的杰出人物。其實，早在1937年7月他所寫的《駁說儒》一文便替商紂王翻案，認為商紂王對于我們民族發(fā)展倒是功不可沒的。并認為紂王“經(jīng)營東南”這件事，“比起周人翦滅殷室于我們民族的貢獻更要偉大”。毛澤東喜歡郭沫若的史論，收入《青銅時代》的這篇史論毛澤東應(yīng)該是讀過的。1958年10月，毛澤東在鄭州一次談話中指出：“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并且進而指出：“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他舉的例子是，“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從中華民族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角度看，紂王經(jīng)營東南，使中原文化逐漸傳播到淮河、長江流域，對推動歷史的進步起了一定作用。

　　這個歷史功績，是紂王能文能武才干的主要表現(xiàn)之一。紂王的才干表現(xiàn)之二是，他對他的反對派毫不手軟。紂王準(zhǔn)確地看出了他的兩位王叔，即比干、箕子和哥哥微子都是他的反對派，因而果斷地殺了比干并監(jiān)禁了箕子；其才干表現(xiàn)之三，紂王那時很有名聲，“商朝的老百姓都很擁護他”；其才干表現(xiàn)之四，紂王戰(zhàn)敗自焚而死，決不投降。從這些方面來看，紂王與后代例如“阿斗”之類的亡國之君有很大不同，應(yīng)該給他一定的歷史地位。紂王的諸多惡行雖然不免有所夸大，但畢竟事出有因，不能一筆勾銷。因為寫《商本紀(jì)》的司馬遷是漢朝人，距商朝已有近800年，得到的材料是經(jīng)周人傳下來的，不足以全信，比較客觀公正。

　　除了紂王的惡行惡德不容否定之外，他之所以國亡身喪，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剛愎自用，用人失察。他忠奸不辨，重用壞人費仲、惡來，加劇了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矛盾。他對他的反對派比干、箕子進行制裁，但對更為隱蔽、狡猾的微子“里通周朝”沒有察覺；他對徐夷用兵攻滅，但卻忘記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教訓(xùn)，對他最危險的敵人姬周缺乏應(yīng)有的警惕。種種積弊，致使他在牧野之戰(zhàn)中一敗而身喪國亡，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xùn)。

　　事實上，紂王當(dāng)政后，親自率領(lǐng)大軍，向東征戰(zhàn)夷人，打了一個很大的勝仗。一舉打退了東夷的擴張，保衛(wèi)了商朝在東南方的安全。商紂王也尚武重文，保衛(wèi)和發(fā)展了東南的經(jīng)濟，并使中原文化逐漸發(fā)展到東南，在歷史上是有貢獻的。

　　毛澤東說，商朝就是做生意的意思（郭沫若也認為商朝有了商品生產(chǎn)），它標(biāo)志著商朝開始有了商品交易。

　　綜上所述，毛澤東評價歷史人物，絕不人云亦云，也不被“濃霧”所迷，而是要拔開“濃霧”見“青山”。毛澤東評人論事的這種客觀唯物觀和方法論，對于讀者的啟迪意義和榜樣力量，是自不必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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