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腐刑對于一個人精神的傷害遠遠大于肉體之痛。遭受此種打擊卻還能從“疾風怒雨”的心理陰影中走出的人，亙古少見。但歐洲中世紀的阿伯拉爾與中國漢代的司馬遷卻做到了！二人同遭閹割，不僅沒有倒下，反而“退論書策以舒其憤”，爆發(fā)出更大的精神能量，寫出了一部千古華章。這一切，恐怕是當初濫施暴力者所始料未及的！試想，如果他們的身軀未遭刪刈，便不會有雋永深刻的《劫余錄》，雖然司馬遷仍然會著述《史記》，但其筆鋒也會因少了幾分世事磨洗而黯然無力！閹割之于他們，便如將其精神之劍投入冷水之中加以淬火。是的，對于杰出之士而言，肉體的毀壞，足以刺激其精進不休、升華蛻變；與此相反的是，一個人的精神一旦慘遭閹割，則其肉體再是健全，也無法掩飾其品格之殘缺與靈魂之渺小。古往今來，這樣的例子不絕于史！
　　
　　《報任安書》是西漢史學(xué)家、文學(xué)家司馬遷在刑余之后寫給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文中，司馬遷以沉郁的心情，陳述了自己因言獲罪的遭遇，抒發(fā)了內(nèi)心的痛苦和遠大的志向。篇中行文大量運用掌故，雜以排比、對偶等多種修辭手法，顯得一氣呵成、氣勢宏偉。鑒于其主旨宏大，端緒眾多，筆者僅將太史公與少卿所述列為五點，以饗讀者。
　　
　　一，答復(fù)對方：為何自己不能推賢進士？
　　
　　司馬遷遭受腐刑之后，被朝廷委以“中書令”。在常人看來，這是一個“寵光無限”的職位。因為擔當此任者，既能與圣上形影不離，又有“拾遺補缺、勸諭諷諫”之大權(quán)。
　　
　　俗話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眼見司馬遷身為“天子近人”，卻不能“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其摯友益州刺史任安不禁大惑不解，于是給他寫信，讓其效仿古之賢臣，為大漢舉薦人才。
　　
　　對此，司馬遷先是表示惶恐與無奈，“顧自以為身殘?zhí)幏x，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郁悒而無誰語”，而后發(fā)自肺腑的言明自己形格勢禁的苦衷，寫下了“士有四恥”論。
　　
　　所謂“四恥”，是與“智、仁、義、勇、行”這五德相對而生的，分別為：禍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丑于辱先，詬莫大于宮刑。
　　
　　意思是，沒有什么災(zāi)禍比貪圖私利更使人痛心，沒有什么悲哀比傷創(chuàng)心靈更為可悲，沒有什么行為比辱及先祖更加丑惡，沒有什么羞辱比遭受宮刑更為可恥。
　　
　　這絕非是太史公的推諉之詞，在他所處的時代，受了宮刑的人，往往被名流仕紳視為螻蟻。這種價值觀由來已久。
　　
　　從前衛(wèi)靈公與宦官雍渠同坐一輛車子，孔子就感到這對他是一種侮辱，便舍衛(wèi)就陳；商鞅通過姓景的太監(jiān)而得以謁見秦孝公，賢士趙良便為此噓唏感嘆；太監(jiān)趙談陪坐在漢文帝的車上，袁絲為之臉色大變。自古以來，人們把與刑余之人相并列當做一種恥辱。就一般才智的人來說，一旦事情關(guān)系到宦官，沒有不感到傷心喪氣的，更何況氣節(jié)高尚的人呢？如今朝廷雖然缺乏人才，但怎么會讓一個受過刀鋸摧殘的閹人，來推薦天下的豪杰俊才呢？
　　
　　二，道出因言獲罪的始末和官場的世態(tài)炎涼。
　　
　　天漢二年，李陵率五千步兵與八萬匈奴戰(zhàn)于浚稽山，由于兵力懸殊，力竭被俘。事后，朝野上下都罵他變節(jié)投敵。
　　
　　武帝以李陵之事問太史令司馬遷，司馬遷則直言鯁議道：“李陵服侍母親孝順，對士卒講信義，常奮不顧身以赴國家危難。他長期以來養(yǎng)成了國士之風。今天他一次戰(zhàn)敗，那些為保全身家性命的臣下便攻其一點而不計其余，實在令人痛心！況且李陵提兵不滿五千，深入匈奴腹地，搏殺數(shù)萬之師，敵人被打死打傷無數(shù)而自救不暇，又召集能射箭的百姓來一起圍攻。他轉(zhuǎn)戰(zhàn)千里，矢盡道窮，戰(zhàn)士們赤手空拳，頂著敵人的箭雨仍殊死搏斗奮勇殺敵，得到部下以死效命，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他雖身陷重圍而戰(zhàn)敗，但他殺死殺傷敵人的戰(zhàn)績也足以傳揚天下。他之所以不死，或為詐降，是想留身以待，將來立功贖罪以報效朝廷。”
　　
　　起初，武帝派李廣利率領(lǐng)大軍出征，只令李陵協(xié)助運輸，后來李陵與單于主力戰(zhàn)斗，李廣利卻少有戰(zhàn)功。武帝恨意難平，便遷怒司馬遷，認為他有意誣罔，是想詆毀貳師將軍為李陵說情，于是把他下獄，施以腐刑。
　　
　　如果說當權(quán)者的剛愎自用、急躁武斷，已令“命世之才、高視千載”的司馬遷內(nèi)心蒙塵、苦不堪言，那么親朋好友的冷漠麻木、明哲保身就更是讓他萬念俱恢、肝腸寸斷！
　　
　　就在司馬遷交付有司，即將定罪之刻，平時那些稱兄道弟之人全都“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一分錢的“議罪銀”也不給他交，以致于他“貨賂不足以自贖”，只能坐而待辱！
　　
　　生活在尋常巷陌的市井小民，即使不敢妄言“羊左”情誼，也會有一二“雞黍之交”?？蓱z可嘆，身在官場的司馬遷，竟無一摯友，只能獨自體味人心的險詐與勢利！
　　
　　三，明悟“形勢比人強”的哲理箴言。
　　
　　一個文人墨客，在紛華喧囂的鄉(xiāng)野之間固然可以意氣飛揚，把“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作為人生信條，一旦決意入仕并且身陷囹圄，就不敢再談什么“人格尊嚴”與及“從道不從君”之類的理想了。
　　
　　因為形勢比人強！這是司馬遷在牢獄之中的瀝血體驗與真實感受。
　　
　　他在文章中的第五段這樣描述自己由“自負才節(jié)”到“包羞忍辱”的心路歷程：
　　
　　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阱欖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于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于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陰，王也，受械于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系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quán)傾五伯，囚于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guān)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
　　
　　意思是，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獸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阱和柵欄之中時，就只得搖著尾巴乞求食物，這是人不斷地使用威力和約束而逐漸使它馴服的。所以，士子看見畫地為牢而決不進入，面對削木而成的假獄吏也決不能接受他的審訊，把思慮計謀定在自我了斷上面。如今我的手腳捆在一起，被木枷鎖住、繩索捆綁，皮肉暴露在外，受著棍打和鞭笞，關(guān)在牢獄之中。在這種時候，看見獄吏就叩頭觸地，看見牢卒就恐懼喘息。這是為什么呢？這是經(jīng)過長時間的威逼約束所造成的形勢。事情已經(jīng)到了這種地步，再談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們常說的厚臉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貴的呢？
　　
　　況且，像西伯姬昌，是諸侯的領(lǐng)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盡了五刑；淮陰侯韓信，被封為王，卻在陳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張敖被誣告有稱帝野心，被捕入獄并定下罪名；絳侯周勃，曾誅殺諸呂，一時間權(quán)力大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請罪室中；魏其侯竇嬰，是一員大將，也穿上了紅色的囚衣，手、腳、頸項都套上了刑具；季布以鐵圈束頸賣身給朱家當了奴隸；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這些人的身份都到了王侯將相的地位，聲名傳揚到鄰國，等到被加罪于身的時候，不能夠下決心自殺，處在污穢屈辱的地位。古今都是一樣的，哪里能不受辱呢？照這樣說來，勇敢或怯懦，是由于時勢所造成；堅強或荏弱，也是環(huán)境所決定。
　　
　　四，痛述自己遭受閹割之后的心理狀況與忍辱偷生的原因。
　　
　　在《報任安書》接近尾聲的時候，司馬遷發(fā)出了這樣一番辛酸徹骨的感慨，可謂愁腸百結(jié)：
　　
　　“被冤枉和下獄的處境總是讓人心緒不寧，地位卑賤的人，往往被人誹謗和議論。我因為多嘴說了幾句話而遭遇這場大禍，更被鄉(xiāng)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顏面再到父母的墳?zāi)股先ゼ罀吣?？即使是到百代之后，這污垢和恥辱會更加深重啊！因此在肺腑中腸子里每日多次回轉(zhuǎn)，在家中心神不定，好像失去了什么東西一樣；出門則不知道往哪兒走。每當想到這件恥辱的事，冷汗沒有不從脊背上冒出來而沾濕衣襟的。”
　　
　　雖然如此，太史公卻不能一死了之，這其間實在有三個不得不說的原因：其一，漢庭的所作所為不值得讓自己殉身全節(jié)；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意思是，君主看待臣下如同自己的手足，臣下看待君主就會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下如同狗馬，臣下看待君主就會如同不相識的人；君主看待臣下如同泥土草芥，臣下看待君主就會如同仇人。
　　
　　那么，漢庭對待司馬家族做到“君使臣以禮”了嗎？
　　
　　《報任安書》中是這樣敘述的：“我的祖先沒有剖符丹書的功勞，職掌文獻史料、天文歷法工作的官員，地位接近于算卦、贊禮的人，本是皇上所戲弄并當作倡優(yōu)來畜養(yǎng)的人，是世俗所輕視的。假如我伏法被殺，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螻蟻又有什么區(qū)別？”
　　
　　所以在那個“臧獲婢妾猶能引決”的時代，面對“大辟之刑”，司馬遷沒必要非得“謝主隆恩”，以全上意。
　　
　　其二，即令自尋短見，文武百官也不會拿自己與召忽、子推相比。
　　
　　用司馬遷自己的話來說，世人絕不會拿我之死與能殉節(jié)的人相比！為什么呢？只因“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jié)不可不勉厲也。”
　　
　　是故如果自己引頸就戮，士大夫們只會認為他是智盡無能、罪大惡極，不堪受辱，而終于走向死路罷了！哪里會留下什么善名呢？！
　　
　　其三，《史記》未成，宏愿未了。
　　
　　三皇（神農(nóng)、女媧、伏羲）時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后稷、文王）用仁義教導(dǎo)人民，春秋五霸卻用權(quán)術(shù)和智謀制服別的國家。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罰就能統(tǒng)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沒有刑罰的是五帝；賞善誅惡，分封諸候協(xié)助天子管理國事，定期到朝廷討論國家大事，是三王；發(fā)動戰(zhàn)爭，訂立盟約，用信義來使天下人服從指揮，取代天子稱霸天下的就是五霸。文子說：“三皇最可貴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義；而霸者卻不得不用理論、法則進行統(tǒng)治。大道淡薄后，統(tǒng)治者只好動用智謀；缺乏德行后，就只好加強法制；情況不明的統(tǒng)治者就只能動用間諜偵探了。”建立統(tǒng)治一個國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別就是如此之大。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遠，經(jīng)傳上也沒有記載，唯有強者之政、王者之政、霸者之政盛傳于今，但對于這些治國理政的具體方略，誰又能知之甚詳呢？假使后世的肉食者不能“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萬里河山還是不免紛亂動蕩。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史學(xué)家，司馬遷深深懂得，自己必須“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才可令身居高位的人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敗的奧秘，知曉造成大治或大亂的形勢根源，掌握各級官員任用和罷免的規(guī)矩。從而使得他們面臨紛繁復(fù)雜的時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難、棘手的問題也能毫不猶豫的斷決。
　　
　　惟其如此，社稷才不會有累卵之危，百姓才能免于倒懸之急，自己也能洗刷恥辱，光裕大業(yè)，揚名顯親！
　　
　　五，以古之圣賢的坎坷境遇為針砭藥石，不斷自我激勵。
　　
　　艱難苦恨，玉汝于成。古時候雖富貴但名字磨滅不傳的人，多得數(shù)不清，只有那些卓異而不平常的人能在世上著稱！
　　
　　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擴寫《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寫了《離騷》；左丘明失去視力，才有《國語》；孫臏被截去膝蓋骨，《兵法》才名重當時；呂不韋被貶謫蜀地，后世才流傳著《呂氏春秋》；韓非被囚禁在秦國，才醞釀出《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賢們抒發(fā)憤慨而寫作的。這些人都是（因為）情感壓抑、郁結(jié)不解，不能實現(xiàn)其理想，所以記述過去的事跡，讓將來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沒有了視力，孫臏斷了雙腳，終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而求其次，著書立說來抒發(fā)他們的怨憤，表現(xiàn)自己的才藝。
　　
　　因此，宮刑之創(chuàng)雖然終身無法消除，但卻絕非自己自怨自艾、固步自封的借口！相反，這些苦痛要成為司馬家族“上計軒轅，下至于茲，成一家之言”的利劍青鋒！要成為扛鼎之作“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的雄厚資本！
　　
　　司馬遷做到了！一部《史記》，通篇鮮有浮夸盛贊之語，處處是憂懷時弊之字！細睹其文，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妝如濃，靡蔓綽約；或龍騰虎躍，千軍萬馬。更為難得的是，它不為帝王樹碑彰名，也不為將相歌功頌德！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黃沙始到金。信然！
　　
　　小結(jié)：在“私行勝，則少公功”的官場，一個人太過引義慷慨、正直耿介，難免會遭受有形的斧鉞之害或無形的精神孤立，但是如果曲意阿世、圓滑自保、八面玲瓏，則不免為虛偽的道學(xué)家和民間的仁人志士口誅筆伐、加以詬病。一般人既不想身陷囹圄，又不想背上惡謚，就只好“藏一半，露一半”，與世沉浮，無所作為，最終淪為庸碌之輩！真是叫人進退失據(jù)??！《詩經(jīng)》說“既明且哲，能保其身”，意思是既要保全自身，又要光明正大，這也太難了?。∫蕴饭牟┪锴⒙労吐敺f慧達，都尚且不能使自身完整，何況尋常之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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