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煥然一新的國情下，書法藝術也面臨了新的發(fā)展機遇。和經濟、工業(yè)、科技等領域不同的是，當代中國書法的發(fā)展具有兩大特點。其一，書法藝術有著千年的歷史，“傳統(tǒng)”是貫穿其發(fā)展的精髓與內核。那“傳統(tǒng)”又是什么呢？它不僅僅是各種經驗與知識的累積，而更是一種精神的傳承。而且這種傳承也不應是守舊和執(zhí)固，它會隨著當時代政治文化環(huán)境的變化而不斷地豐富。因此，如何挖掘、認識與發(fā)展“傳統(tǒng)”的精神也就成為了當代書法工作者的一大重要使命。其二，“古不乖時，今不同弊”。作為人類重要精神財富的書法藝術，其重要特點之一在于它不僅可以反映書家個體的精神世界，還能夠客觀地展現(xiàn)時代的文化精神。那么，作為書法家而言，如何運用腕下的筆墨技藝，去體現(xiàn)當代的文化精神訴求，也成了其藝術創(chuàng)作的重要職責之一。上述兩大特點，都是我們在研究書法、創(chuàng)作作品時務須極力思考的。這里我們所探討的是與中國書法的“傳統(tǒng)”精神相關的問題，即中國書法中的人文品味。
　　
　　何為人文？這是很大的概念，據《辭海》解釋：“人文指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xiàn)象。”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文與文化的內涵基本相同。但人文也有其特指的含義?！兑?middot;賁》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對此，孔穎達在《五經正義》中有疏：“言圣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可見從狹義角度講，人文還有禮樂教化的意思。禮樂教化既是儒家提倡的一種治國方略，正如子游用“弦歌之聲”治理武城，得到了孔子的贊賞，同時禮樂教化也是歷代文人雅士修身立德的一項重要標準，它對人格修養(yǎng)的塑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自古以來已得到了無數(shù)的明證。在與家、國的交融中，藝術的獨特形式被充分的發(fā)掘，因為具有了“善”的內容，藝術自身的內蘊也變得更加豐富與厚重。那么，中國書法中的人文品味又是什么呢？它的內容是極為豐富的，但其中最為重要的應是文化擔當與正大氣象。
　　
　　書法藝術表現(xiàn)的載體是漢字，而漢字則是中華文化傳承重要依托。正如張懷瓘所講的那樣：“范圍宇宙，分別陰陽，川原高下之可居，土壤沃瘠之可植，是以八荒籍焉……闡《典》、《墳》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yè)者，莫近乎書。”自古至今，無論是至高無上的執(zhí)政者，還是孜孜以求的一介書生，他們對漢字表現(xiàn)出敬畏之心是無以復加的，這種敬畏與其說是對知識的崇尚，毋寧講是對于先哲文化的頂禮膜拜。正基于此，歷史上凡是重文的朝代都有大規(guī)模的正字活動。以東漢靈帝時期的《熹平石經》為例，據《后漢書·蔡邕列傳》記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輛，填塞街陌。”這段文字為許多書史著述所收錄，有人將其解讀為蔡邕書法在當時極受追捧，但我們更應看到的是千萬讀書人對于漢廷正字活動的響應與尊崇。正字主要是對漢字形體的糾別，是從字形的角度去維護漢字的尊嚴，而與此相應的則是對漢字書寫美的重視。書寫的美觀與拙陋反映的不僅是一個書者的能力，它更體現(xiàn)了書者對于所書之事的一種態(tài)度。在南北朝前期的寫經題記中，時?？梢园l(fā)現(xiàn)寫經人因自己書寫水平拙劣而羞赧的詞句，例如西涼建初元年比丘德祐抄寫的《十誦比丘戒本》題記云：“手拙用愧，見者但念其義，莫咲其字也。故記之。”之所以題記中有“手拙用愧”的措辭，實際上說明了寫經人自認為這種拙鄙的書寫很難與莊嚴的禮佛活動相匹配。以上所舉二例均不屬于純粹的書法創(chuàng)作行為，但從中我們有一點充分的感受：漢字書寫絕不是一件茍且之事，無論究其形，書其意，都需要用心去對待與經營。書法是漢字實用基礎上的藝術升華，盡管在創(chuàng)作時出于塑造形式美的原因，書家有處理漢字結構的相對自由度，但所書之字有字源可據，所書之文能傳情達意卻是成就一件佳作的基本條件。因此，作為一位有人文素養(yǎng)的書家，一定要對漢字的傳統(tǒng)精神有著深刻的認識，在書法創(chuàng)作時也須對漢字有著敬畏感。大而言之，這便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擔當。
　　
　　在中國書法史上涌現(xiàn)了諸多名家名作，其中既有《禮器碑》的清超遒勁，也有《蘭亭序》的靈和瀟散，還有《顏家廟》的雄峻偉茂。正所謂“風格即人”，書家的性情不一，審美相別，即會使作品表現(xiàn)出胡越殊風般的差異。但是只要我們能夠冥心深視，就能體察出這些作品的共通之處，即它們都在向我們展示著一種端雅、高尚、宏大的氣象。這種正大氣象是高于一般風格意義的至上格調，也是中國人文精神與書法藝術經歷了千年的涵泳交融之后產生的一種崇高品味。所謂“正”是指嚴正、純粹的格調，這種書格的獲取與書家的品行修為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中國書法的創(chuàng)作主體是文人雅士，作為傳統(tǒng)文人的而言，修德為本，富學為用，是他們終生致力的目標。在修德方面，其強調端嚴品行的養(yǎng)成一定離不開對傳統(tǒng)規(guī)則的尊重；而在為學上，求“是”、求“正”成為文人們堅守的重要信條。歐陽修曾經給他的同年、時任提舉應天府書院的石介寫過兩通書信，所論的焦點是石介怪異的書風。在《與石守道第一書》中，歐陽修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修聞君子之于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是”即是“正”，求“是”便是對傳統(tǒng)矩矱的尊崇。這種修德治學的態(tài)度反映到書法創(chuàng)作上便是一種嚴正的格調，敬畏傳統(tǒng)、不為怪異即是對此格調的最好詮釋。所謂“大”是指一種博大、廣闊的氣度與胸襟。這種“大”絕不局限于體量的巨大和空間的堆積，而是心靈世界的豁然。《莊子·齊物論》有云：“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莊子此語看似荒誕，但細細體會，卻是對至大的精神內涵的參悟。書法是盡管一門講究筆墨形式的視覺藝術，但精神與意境卻是她的靈魂。因此，有的書作盡管有超大的體量，但氣度卻很狹??；而有的作品雖然形式小巧，但字里行間卻能展現(xiàn)出“乘龍駕云，浮游太清”的宏闊氣度。這種書中的“大”氣度從何而來？其根源在于書家的內在氣質，劉熙載云：“書者,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真正的善書者一定懂得磨礪自己的心志，創(chuàng)作時他們更會從容地運用才學與修為去營造書中的一份“大”襟懷。
　　
　　書法重“術”，多樣變化的筆墨技巧是其展現(xiàn)藝術美的形式依托，但是書法更崇“文”，深厚的人文底蘊是這門藝術的真正內容。欣賞者只有從人文的角度去品味書法，才會感受到她的博大精深，而書法工作者更須懂得，也只有根植于人文才能使書法這門古老藝術永葆青春。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書法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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