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千百年來人類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換言之，人的一切行為最終目的都將歸于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國學是指一個國家固有的傳統(tǒng)歷史文化與學術思想，其中對幸福的探討在今天成為值得珍視的文化財富。在現(xiàn)實生活中，幸福與不幸、快樂與痛苦構成了人生的兩面性。今天，當人們面對著社會結構之轉型，市場經(jīng)濟之發(fā)展，金融危機之威脅，精神家園之安頓等問題時，什么是幸福的問題也凸顯了出來。

21世紀以來，“幸福指數(shù)”這一概念已在中國社會中被廣泛引用來作為衡量中國民眾生活滿意度的一項綜合指標，可見今天人們對幸福的重視。去年國慶期間，央視《走基層百姓心聲》特別調查:幸福是什么?《新聞聯(lián)播》播放了一組在街頭隨機采訪普通人的新聞，主要只提幾個簡單的問題：“你幸福嗎？”“你覺得幸福嗎？”

盡管千百年來人們對“什么是幸福”有各種各樣的認識和理解，但其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是從感覺主義出發(fā)，把幸?？醋魇窃谧非鬂M足感官欲望的物質享受中所得到的快樂，使“所得”大于“所求”，這是一種不斷索取的幸福觀，會導致享樂主義、縱欲主義的盛行；

二是從禁欲主義出發(fā)，把幸福理解為通過排斥感官享受而獲得超越世俗生活的精神滿足，在“所得”不變的情況下，降低“所求”，使“所求”小于“所得”，這是一種自我約束的幸福觀；

三是從理性主義出發(fā)，把幸福視為身體的無痛苦和精神的無紛擾，追求“所得”與“所求”相平衡。

不同的人對幸福的認識和理解有差異，不同的宗教也有自己獨特的幸福觀。有人認為，相比較而言，西方哲學與宗教對幸福觀討論比較多，中國古代思想中沒有突出“幸福”這一概念。其實不然。如果說，西方哲學與宗教主要是從神學目的論的角度關注幸福問題，那么，中國思想家則從人的日常生活中抽象出“理想人格”，作為幸福人生的目標。盡管人們對“什么是幸福”的理解與認識并不相同，但大都以生活中的苦與樂、欲求與滿足作為幸福與否的標準。幸福是人對生活境遇的一種體驗與感受、一種追求與理想。當人們思考自己的人生意義與價值時，幸福問題就凸顯出來了。

《尚書》作為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史書、最古的記言歷史文獻，主要記載的是國王和貴族講的話?！渡袝分刑岢龅?ldquo;五福”觀在國學中影響巨大。

據(jù)《尚書·洪范》記載，周武王于平定天下后，拜訪商朝遺臣箕子，向其請教治國平天下的至理要道?；痈衅湔\意，向武王陳述九項治理天下國家的法則，武王接納其說，封賜諸侯，治國理民，使上下尊卑各有等份，天下因此而獲得安定太平。

《尚書》明確提出人生有五種幸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分別是長壽、富有、快樂平安、愛好修德和老而善終。

“一曰壽”，指享有高壽。何為高壽？國學中雖有“百歲高齡”、“壽比南山”等提法，但并無確定的標準，而是隨時代、地區(qū)之不同而有異，若能高于當時該地區(qū)人民的平均壽命而終其天年，就可稱高壽。

“二曰富”，指生活富裕，但所謂富裕亦無定準，若能高于當時該地區(qū)人民的平均所得，才可稱富裕。

“三曰康寧”，古人以“無疾病”、“無患難”解之，似嫌消極。其實“康”指身體健康，偏于生理層次；“寧”指心神安寧，偏于心理層次，故“康寧”包含著身心健全康泰之意，其豐富的內涵最耐人尋味。

“四曰攸好德”，“攸”或解為“所”，或解為“皆”；“好”則皆讀為（hao）的去聲，指喜好、愛好。此句的重點在“好德”而不在“攸”，指喜好天子所立的道德規(guī)范，由此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yǎng)，并能施德于人。

“五曰考終命”，考，老也；終命者，終其天年也。人或因天災，如風災、旱災、水災、地震、海嘯等死于非命，或因人禍，如環(huán)境污染、食品不衛(wèi)生等而患惡疾，病痛纏身而死，凡此皆非考終命。古人云“壽終正寢”，安詳?shù)亟K其天年才是對“考終命”的生動詮釋。

漢代經(jīng)學大師鄭玄(127－200)注“五福”曰：“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他將“五福”看作天受之于人的極大善事，只有五者齊備，高壽以延續(xù)生命的長度，生活富裕以充實生命的內涵，身心健全以提升生命的質量，修德助人以擴大生命的境界，樂享天年以享受生命的本真，生命才會充滿喜樂而有其意義，才能稱之為“福”。

如果只具備“五福”中的某一種，而未能五福完備，皆不能謂之有福。舉例而言，雖享有高壽，但生活貧苦、體弱多病、心神煩憂，那無非是一個孤苦無依、身心受創(chuàng)、遑遑終日的老人而已，不屬于有福。若為非作歹，死于非命，則屬于早夭。雖生活富裕，但缺乏康寧和美德等，亦不屬于有福。因此，中國有“五福臨門”、“五福并臻”等成語，由此說明幸福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

為了更好地展示“五福”，《尚書·洪范·九疇》在“五福”之下列出“六極”作為對照:一曰兇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六極”是說人生有六種極其兇惡之事：早夭、疾病、憂愁、貧困、丑惡和懦弱。五福與六極恰好相反相對，是古今中國人所孜孜不倦的追求和避之唯恐不及的生活兩極。

《尚書·洪范》雖然提出了“五福”的概念，并用“六極”與之相對照，但對如何獲得幸福卻沒有展開說明。與孔子大約同時的老子，從對人的生命現(xiàn)象認識出發(fā)，對幸福的討論更為深入。如《老子》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人的身體出世，就意味著個體命運的發(fā)生。對于每一個心智健全的人來說，幸福與不幸的感覺始終伴隨著生命的成長。在老子看來，人生痛苦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有身體以及伴隨著身體而產生的種種欲望與苦樂感受，如何去苦求樂獲得幸福，就成為后來國學中經(jīng)常討論的話題之一。

如何獲得幸福？幸福不是靠追問就能得到的，孔子的后代孔安國（前156年～前74年）在《尚書》的注疏中，將“五福”所包含的商周文化中關于“德福”問題的思考揭示出來，歸納為“德福之道”，將“好美德”作為獲得幸福的一種“道”。“德福之道”作為國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有如下內涵：

1、行善的目標在于追求幸福。

2、行善的依據(jù)在于個人的良心、美德和正確的行為。

3、“天人感應”的善惡報應說是理解“德福之道”的關鍵。

4、德福之道在宗教上又表現(xiàn)為“轉禍為福之道”。

“德福之道”通過“好美德”將“善”的觀念引入。隨著《尚書》的流播，“德福之道”作為國學中宣揚的獲得幸福的一個重要途徑，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幸福觀。

這樣，以“行善”為中心的“德福之道”，在國學中就成為一個與幸福相伴的重要概念。在儒家看來，“德福”不僅要通過人為的努力，還需要訴諸客觀的第三者——上天的賞善罰惡得以落實，故有“三尺頭上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等說法在民間流傳，既反映了儒家倫理對道德勸善的重視，也使儒學具有了一定的宗教性。需要指出的是，在歷代儒家的經(jīng)典文獻中，有關勸善的思想言論非常多，但由于缺少像佛教、道教那樣通過神靈賞罰、信條戒律等對人的思想和行為的約束力，歷來儒家倫理并沒有制定出系統(tǒng)的把握“德福之道”，或實現(xiàn)“轉禍為福之道”的特別有效方法，因此，儒家在如何“轉禍為福之道”上不如佛教的因果報應論和道教的勸善說對人心更具有束縛力和威攝力。

老子倡導道法自然，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作為人生幸福的原則。老子指出，當色、聲、味、覺等外界誘惑紛至沓來時，人若經(jīng)不住誘惑，就會沉溺于身體感官的享受之中。當人久觀五彩繽紛的顏色，就會眼花繚亂，最終損害視力；久聽娓娓動聽的音樂，就會嗡嗡耳鳴，最終損害聽力；久享山珍海味，就會食欲不振，最終胃口不好；醉心于馳馬行獵，就會心靈放蕩，最終神志發(fā)狂；迷戀貪圖珍貴的財貨，就會產生圖謀不軌的心思。

因此，凡夫身為物累，心為物役。凡夫的欲望往往是隨著感官享受而膨脹起來，導致名利心生，好惡心生，是非心生，色欲心生，若得不到一一滿足時，輕者會讓人感到不快樂，甚至痛苦；重者則會使人五臟六腑不安，神智昏亂，疾病叢生，以至衰退速死！

“圣人為腹不為目”，圣人倡導“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使人們吃飽穿暖，豐衣足食，使國家富有強大，但卻不去追求那么使人眼花繚亂的“五色”和使人心亂發(fā)狂的“難得之貨”。老子要人保持言行淳樸，減少私心雜念，降低對聲色犬馬、功名利祿的追求，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欲望，適度持中，既不縱欲，也不禁欲，以求獲得“恬愉澹泊”的幸福感。

莊子超越了任何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tài)的限制，摒棄了對物質生活的過度追求，通過“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莊子·外篇·至樂》）去思考人生的幸福問題。

至樂即最大的快樂。人生在世什么是最大的快樂呢？人應怎樣對待富和貴、生和死呢？莊子提出“至樂無樂”。因為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有樂的同時也就產生了悲、苦、不幸，所以想要“至樂”，只有“無樂”，也就“無悲”了。莊子認為，只有做到“清凈無為”，沒有任何不快樂的念頭，才真正做到“至樂”。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認為：莊子幸福論分為相對幸福和絕對幸福兩個層次：“自由發(fā)展我們的自然本性，可以使我們得到一種相對幸福；絕對幸福是通過對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層的理解而得到的。”

《逍遙游》中描繪的鯤鵬、蜩與學鳩、斥鴳等，他們的追求各不相同，相對自由對應相對幸福，絕對自由對應絕對幸福，但只有“摶扶搖而上九萬里”的鯤鵬才最符合莊子追求的順其自然無所依境界。莊子的幸福是一種自由的人生境界，要真正達到這種自由自在的境界，必須“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

如果說，老子的“返樸歸真”還只是一種直線式的回歸，那么，莊子的逍遙則是一種超越式的復歸，其終極導向是復歸于道，以求得《莊子·齊物論》所說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完滿狀態(tài)。莊子的幸福觀是從人性深處來解決人的幸福訴求問題，是一種超越式幸福觀。

老莊道家的幸福觀是以無為、自由為“至樂”的自然論幸福觀，它有三個維度：幸福的個體維度——返樸歸真的理想人格；幸福的社會維度——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幸福的精神維度——崇尚“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

道家反對儒家陽剛進取的人生態(tài)度，倡導“無為”、“損”、“寡欲”，要人消極于物欲的背后卻是積極的意志磨煉，以“自然無為”的方式來教導人爭取“自我”的人格完滿。如果說，儒家進取式的人生幸福觀是用加法方式，那么，道家則用減法方式。進可儒，退可道，這儒道兩家在人生幸福觀上形成了鮮明差異，對現(xiàn)實人生來說正好可以起到互補作用。

了解國學中的幸福觀將有助于我們辯證地認識人生的兩面性，在今天依然具有積極的現(xiàn)代意義。

第一，對于個人來說，去除貪欲，知足常樂。漢代鄭玄曰:“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幸福是人的一種欲望。依心理學家的看法，幸福是一種欲望得到滿足之后的心理感覺。由此，幸福獲得與欲望滿足之間就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欲望是人想要得到某種東西，或想要達到某種目標的要求，其本身并無善惡，但若是不健康或不合理的欲望過于強烈，造成的后果直接影響到自己或他人的生存，就會有善惡之分，幸福與不幸之別。

人的身心相即不離才形成一個現(xiàn)實的生命，那么，幸福感也有賴于身心和諧。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既有身體上的病痛，也有人過度的欲望——嗜欲。嗜欲為萬惡之源、百病之根，一個人若私心纏身，在生活與工作中必然斤斤計較，患得患失，久而久之，積勞成疾，損害身心健康。幸福觀圍繞著人對“欲望”應采取什么樣的態(tài)度，才能使身體的無痛苦和精神的無紛擾而展開的。

第二，從家庭來看，在古代農耕社會，“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有田種，有飯吃，有衣穿，子孫滿堂，還能養(yǎng)幾只羊、幾頭豬、幾只雞等，這就是幸福。《易經(jīng)·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以家庭為基礎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家族血統(tǒng)代代相傳，因具有超越個人生命長度的歷史，更注重時間維度對一代代人生命的影響。若懂得了這種“因果報應之理”，便不敢為非作歹了。從在家孝敬父母，愛護孩子開始，將愛擴展到鄰居、兄弟、同事、朋友，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不棄，與善同行，才能爭取“五福臨門”。

第三，對于國家來說，《尚書·洪范·九疇》中的第五疇為“建用皇極”，經(jīng)文在闡述時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君王建立政事要有法則，這就是聚合“五福”用來普遍地賞賜給臣民，這樣，臣民就會尊重你的法則，聽從你的管理，國家由是安定，百姓由是幸福。所謂聚合，就是要通過具體獎罰措施去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這對于今天制訂“國民幸福指數(shù)”的各項指標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今人所謂的“國民幸福指數(shù)”，追求的目標其實并不外乎“五福”的概念，但所謂“五福”必須依靠政策才能造福百姓。因為“德福之道”畢竟只是一種法則，一種概念，不管多么美好，多么被人向往羨慕，如果沒有配套的制度使其落實，使“好美德”者能夠得到福報，就無法真正樹立社會正氣，增進國民的幸福。如果說，民族偉大復興的本質是文化復興，那么，用制度來促進人們追求“德福之道”，促進整個社會健康和諧繁榮發(fā)展，才能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真正化為全國人民的幸福理想。

責任編輯：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