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九大”期間，許世友面見毛澤東，講到劉志堅叛徒一事時說：“陳伯達說劉志堅同志是叛徒，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毛澤東點了點頭，要周恩來具體解決這件事。國慶25周年之前的1974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對出席國慶招待會名單進行討論時，周恩來提出：“遵照主席精神，再加劉志堅一人。”

許世友與毛澤東合影

原題：對黨忠貞不渝的湘籍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掠影，節(jié)選

在黨的成長、發(fā)展和壯大過程中，由于受過“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干擾和破壞，或者因為斗爭形勢的錯綜復(fù)雜，一些湘籍老一輩革命家也曾遭到過誤解，蒙受過冤屈，忍受過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錯誤地打成AB團、特務(wù)、叛徒、反革命分子，使他們的身心受到不應(yīng)有的傷害。但是，獻身于偉大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的真正的共產(chǎn)黨人，從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他們胸懷坦蕩，忍辱負重，始終兢兢業(yè)業(yè)地為黨工作。他們那顆熱愛黨、信賴黨、忠于黨的紅心不曾因為自己的榮辱升遷而有過絲毫的改變。寫到這里，我們很容易想起李立三、彭德懷、黃克誠、粟裕、陶鑄、劉志堅等一串長長的湘籍老一輩革命家的光輝名字。

黃克誠,湖南永興人。1930年，他被中央軍委派到紅五軍工作，任第八大隊政委。同年調(diào)任第三縱隊第二支隊政委。從1930年到1936年的6年間，黃克誠4次被降職，并差點被打成AB團分子。1959年，他在廬山會議上和彭德懷等被打成“反黨集團”。盡管飽受委屈，黃克誠始終沒有遷怒于黨。長期以來，不論官大官小，他照樣勤勤懇懇地為黨工作。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黃克誠被補選為中央委員，并當選為中紀委常務(wù)書記。他沒有因過去的遭遇而畏手畏腳，而是不顧年老體弱，全身心地撲到了平反冤假錯案、端正黨風(fēng)的工作上，為重建和健全黨的紀律工作，為黨的建設(shè)和國家的振興殫精竭慮，鞠躬盡瘁。他嚴肅告誡紀檢干部，要敢于在太歲頭上動土，敢于從老虎口中拔牙，只要是做了危害黨和人民利益的事，天王老子也不放過。他始終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寬闊胸懷，對黨、對共產(chǎn)主義保持著堅定的信念和無限的忠誠，充分體現(xiàn)了一名真正共產(chǎn)黨人應(yīng)有的品格，贏得了黨內(nèi)外的廣泛尊重。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縣人，安源煤礦工人運動的主要領(lǐng)導(dǎo)人，192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30年春，因周恩來去蘇聯(lián)，李立三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了解黨史的人都知道，他后來犯過冒進錯誤。不過，唯物主義認為，任何一種能形成思潮的錯誤，主要原因都要從社會尋找而不能簡單歸咎于個人。何況，在出現(xiàn)“立三路線”時，這位主持全黨工作的領(lǐng)袖只有31歲。但是，李立三從此內(nèi)心負疚不已，一直檢討了30多年。20世紀30年代初，共產(chǎn)國際的執(zhí)委們在莫斯科，聽完他的檢查，紛紛評價這是一個共產(chǎn)黨員的坦誠，給他的結(jié)論是“沒有兩面派的手段”。后來安排他到軍事學(xué)院當副教授，以化名向中國學(xué)員講黨史。這些學(xué)員大都來自東北抗日聯(lián)軍，不知道他是誰。學(xué)員們一致反映：“立三路線一課講得最好，批判得最透徹！”1946年，他回到東北，化名李敏然。有些單位請他講黨史，他自己選擇介紹“立三路線”的錯誤，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領(lǐng)導(dǎo)人的責(zé)任。講完后，場上一片稱贊聲。有人提問：“您怎么會知道犯錯誤的人心里想什么？”他坦然回答：“我就是李立三。”短暫的沉寂后，會場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在“文化大革命”中，李立三陷入了比以往更難堪的境遇，大會批，小會斗，使他的身體受到極大的摧殘。即使處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是私下對家人說：“我個人受點委屈沒什么，只是運動這么搞法，會使黨的事業(yè)受到損失。”他始終以大局為重，小我為輕，處處愛護黨的肌體，時時維護黨的利益。李立三這位老革命家的坦蕩胸懷和崇高品德，至今深深銘刻在人們的記憶里。

劉志堅，“文革”之前擔(dān)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又擔(dān)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但在“文革”中，這位組長卻一夜之間被打成叛徒。根據(jù)是他被日軍俘虜過，卻又活著回來。事情的真相是：1942年10月的一天，劉志堅在一次與日軍的遭遇戰(zhàn)中，右腿被敵人的子彈打中，摔了下來。受傷的劉志堅一步也挪不動了，自覺兇多吉少，于是他將身上所有的口袋仔細摸了一遍，將能失密和暴露身份的文件資料都撕得粉碎，放在嘴里嚼爛。又將隨身攜帶的妻子劉萊瑛的照片和一塊懷表，埋在土坑里面。一切都安排好了，劉志堅就等著與敵人拼命。終因寡不敵眾，被圍上來的敵人捉住。劉伯承、鄧小平命令部隊不惜一切代價把他救出來，八路軍部隊立即制定出一個巧妙的營救方案，硬是將劉志堅救了出來。劉志堅在戰(zhàn)爭年代九死一生，在“文革”期間卻蒙此奇冤，受到多次批斗，身心受盡了折磨。但他始終堅信黨會把他的問題搞清楚。難能可貴的是，他把個人的恩怨拋到一邊，繼續(xù)關(guān)心黨的工作和部隊的建設(shè)，為撰寫文稿常常工作到深夜，并通過特殊的途徑將自己嘔心瀝血寫出來的關(guān)于加強部隊思想建設(shè)的文章送交黨中央和軍委。有人不理解他：“你頭上‘叛徒’的緊箍咒還沒取下，何苦急著干那些事？”劉志堅的回答擲地有聲：“我劉志堅的身上可以潑臟水，但黨的形象、黨的威望、黨的事業(yè)卻不能沾染半點灰塵。”這是何等高尚的品德，何等開闊的胸懷！

“九大”期間，許世友面見毛澤東，講到劉志堅叛徒一事時說：“陳伯達說劉志堅同志是叛徒，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毛澤東點了點頭，要周恩來具體解決這件事。國慶25周年之前的1974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對出席國慶招待會名單進行討論時，周恩來提出：“遵照主席精神，再加劉志堅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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