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長恨歌》一樣，《考工記》的敘事也始于1940年代的洋場舞廳，猶如只是把《長恨歌》里的上海小姐換成了上海小開；并且，開篇舞場周旋，男主人公陳書玉最先入戲，與舞女采采耳鬢廝磨，磨擦出情感的火花也撩撥起讀者的想象，大有攜手讀者一同入戲之架勢。但緊接著，陳書玉逃也似的離去，讓言情故事在陳書玉人生的遠兜遠轉中，終演繹成一場幻夢。

王安憶曾耿耿于讀者僅以通俗言情來消費、或者說消解她那頗具時代深邃感的《長恨歌》，因此，也許是作者的蓄意經(jīng)營，《考工記》的主人公在與異性交往時顯露的言行每每與讀者的期許有巨大落差，反諷的意味由此產(chǎn)生，但又不限于此。

物與物關系暗示了整體意義的物與人之間如同老宅榫頭，咬合的一種隱含張力甚至可以說隱秘視角

反諷往往源于理解的不一致，這是人物與人物間的，也是人物與讀者間的，還涉及到作者設計的物與物關系，暗示了整體意義的物與人之間如同老宅榫頭，咬合的一種隱含張力甚至可以說隱秘視角。

陳書玉突然出走，一半為了逃避采采的愛，一半為了結伴去西南聯(lián)大上學。但直到他晚年，才被當年同行的神秘人物“弟弟”告知，所謂結伴去西南聯(lián)大，是為了掩護一位重要人物的夫人離開。被動離開也好，主動求學也好，回頭一看，似乎能依稀發(fā)現(xiàn)背后有神秘之手在操縱。

雖然小說告訴讀者，主人公陳書玉是“西廂四小開”的主心骨（還有三人是大虞、奚子和朱朱）。以后發(fā)展出的故事，也以陳書玉為聚焦，并在以他為主的視角中，把他人的故事一一聚攏在身邊。但這僅僅是一種顯見的表層結構。

“四小開”之一的奚子很長一段時間退居小說舞臺的背后，甚至躲著與老友見面，偶爾借助其替身“弟弟”走向前景與陳書玉打個照面，顯得神秘兮兮。從世俗意義來理解，他這么做在1949年前是為了身份的保密，之后則是想和以往借以掩護用的角色做個了斷。但更深一層看，毋寧說這是作者以人物關系的結構方式，重新處理了人與歷史的相遇問題。作者讓奚子這樣一位站在風口浪尖的人，進入陳書玉等人表層故事的背后，進入歷史的深處，以“人格化”的歷史，構成影響平民百姓的力量。這樣，表層意義上的主心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藏而不露的奚子等延伸出的各種關系所決定。然而與此同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在一日一日地進行著，平淡無奇，普普通通，又恒長不變。

不過，據(jù)此要說陳書玉的投手頓足始終受背后力量或者生存本能所驅(qū)使，完全是在被動中才偏離了言情劇的軌道，多少有些片面。因為綜合的環(huán)境合力，概莫能外的生存之道，最終還是落實到個人來完成。

這是阿陳的情感節(jié)制，是冉太太的相應節(jié)制，也是小說家描寫的節(jié)制

就個人言，陳書玉的自我節(jié)制，終于把他對最心儀的朱朱之妻冉太太情感，引到精神戀的路徑上。陳書玉雖是個窮書生，但他似乎又是個理想主義者。這種理想，不是說他對詩和遠方有多么向往，而是對自己有很大的要求。他逃避婚姻，不是不想承擔責任，而是總怕自己能力有限，會讓對方遭罪，當然也讓自己受罪。雖說冉太太是他最敬重的人，甚至他之所以不娶妻，是不相信世上還有第二個冉太太，但他始終與冉太太保持一段距離。重要的是，他管住了自己的言行，也管住了思想，而愿意相信冉太太一心只在朱朱身上，不可能移情別戀。一次，他曾和奚子、大虞激辯，不是朱朱不放冉太太，而是冉太太永遠不會離棄朱朱。這是對他們說的，也是對自己說的，他希望從他理解的冉太太心思里，獲得支撐自己節(jié)制的力量。

但冉太太真這樣想嗎？反諷的意味又一次凸顯。后來，定居香港的冉太太邀請阿陳前往，見阿陳沒反應，干脆寄來表格。阿陳既要保持適當距離，也不愿太辜負對方，就回了一封整篇都“很好”的信，結尾是不去香港，謝謝美意。而冉太太回了一封整篇都是“尚可”的信，措辭也節(jié)制，但“尚可”對“很好”，阿陳不去香港的缺憾隱約可見。此后阿陳沒有再回復，小說寫道：

回復什么呢？這些已經(jīng)多了，再多就濫了。他越來越節(jié)制，攫取和消耗均適可而止，讓自己貼世界的邊緣，最不起眼，有和沒差不多。大約就因為此，方才能夠歷經(jīng)變更而以完身。

是的，這是阿陳的情感節(jié)制，是冉太太的相應節(jié)制，也是小說家描寫的節(jié)制。

表現(xiàn)一種節(jié)制的愛，并用歷史進程和主人公的人生經(jīng)驗來穿插，這是《考工記》的獨特處?；蛘邞摰惯^來說，歷史進程和人生經(jīng)驗才構成小說的主體，而情感戲倒是碎片和插曲。

因為是碎片和插曲，所以就沒有從整體的人生經(jīng)驗中獨立出來、抽象出來。而每個插曲的描寫雖然甚為簡約，點到為止，不作過多渲染，但從長時段著眼，那些簡約的片段感受，在陳書玉的內(nèi)心世界就獲得了層層深入的效果。

問題是，即便陳書玉清楚了自己的心意所向，但也沒有使他的情感完全聚焦于一點。且不說背后的力量把它推向別處，即便是現(xiàn)實的生活境遇，時代的滾滾洪流，還是給他的思緒留出了逸出的空間。

小說有一處寫單位女書記向陳書玉談她戰(zhàn)爭年代的經(jīng)歷：魯南突圍時候，幾天幾夜行軍，就靠吸煙提精神。這給陳書玉帶來一種什么樣感覺呢？陳書玉想象不出那場面，除了震驚之外——

還有一種折服的心情。很奇怪的，眼前出現(xiàn)一個人，冉太太，站在外灘石砌建筑的夾弄里，手托銀煙盒子抽煙。全然不同的人生。告辭書記，走出辦公室，帶上了門。眼保健操的音樂響起，太陽從玻璃窗涌入，照亮每一個角落，朗朗乾坤！他走過去，帶著上個時代的拖尾，很快，白灼的光和熱將他融化其中。廣播操的女聲有一種金屬質(zhì)地，鈴鐺般地，穿行于旋律。

這里，小說是用女書記強大的精神力量對照了冉太太，就如同小說也曾經(jīng)用“弟弟”趙子龍式的美來對比朱朱的潘安式美。因為作者有這樣獨特的新眼光，圍繞著冉太太的言情故事才可能被邊緣化，以襯托出一種在新的歷史時期才能發(fā)現(xiàn)的新的人生和世界，言情劇式的悲歡離合和圓滿故事模式被顛覆，小說也是在對傳統(tǒng)言情和故事模式的雙重反諷中，凸顯了其力圖展示的時代飛揚和生活恒長的雙重變奏。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