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詩人轉(zhuǎn)而寫散文時，會是個什么樣子?作家汗漫坦言要把散文當作詩歌來寫，并且“力求精準、唯一，以嶄新的發(fā)現(xiàn)和表達為古老的漢語復(fù)魅。力避膚淺、虛偽和平庸，拒絕在人云亦云中喪失寫作的價值，一團積雨云的價值”。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的散文集《南方云集》(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就因為字里行間流淌著詩意，充斥著美感而引人注目。

　　汗漫在2000年從南陽來到上海，中原內(nèi)陸小城與沿海大都市之間的文化差異，吸引他工作之余不斷去上海的街巷和周邊游歷，并用詩化的語言把所見所聞演繹成一篇篇美文。他的散文像一把折扇的扇骨，以他的工作單位為原點，以自己的行蹤為連接線，呈半圓形向周邊擴散。從上海的南陽路、南京路，到江蘇的同里、揚州，浙江的西湖、南潯等，一路描寫下來，呈現(xiàn)出了一個詩性、深刻的“小南方”。作品中不但引用了幾十首古今中外的詩歌，還隨機創(chuàng)作了多首詩，連妻子住院后的處方也寫成有韻律的詩行。整部散文集就像一首宏大的散文詩，著力賦予日常生活詩意的溫潤。

　　作家在敘寫人文典故、歷史事件時注重詩意化的表達。汗漫散文大多從描寫自然山水景物或從敘述游蹤開始，然后探究該地的歷史人文典故。這種手法許多歷史文化散文中都能看到，但汗漫別出心裁。他在考證史實時，不但追求史實的真實，而且筆法靈活、手法多樣，語言精致優(yōu)美。不論是對上海的美琪大戲院、傅雷故居、靜安寺、豫園、大陸新村等文化古跡的記述，還是對上海周邊小鎮(zhèn)和鄰省小鎮(zhèn)人文典故的敘寫，如對同里小鎮(zhèn)中清朝官員任蘭生的住宅、為官生涯，陳去病、柳亞子在南社的早期革命活動，浙東唐詩之路的產(chǎn)生，蘇軾夜訪石鐘山的事件，揚州的何園及片石山房等的記述，無不體現(xiàn)出真實之中蘊含詩意的特色。

梅妻鶴子圖

　　最典型的當數(shù)《西湖記》。面對歷史悠遠久長、文化積淀豐厚的西湖，作者另辟蹊徑，從明代作家張岱的《湖心亭看雪》寫起，通過回憶張岱筆下那寂寞奇冷、上下一白、人跡稀少的湖心亭雪夜景色，一下子把文章的背景拉得很遠，從而產(chǎn)生一種凄美曠遠的意境，如一幅淡遠的中國畫。接著順勢在這幅畫上點綴了林和靖梅妻鶴子、白堤蘇堤產(chǎn)生的故事，以及晚近蘇曼殊、李叔同、郁達夫的故事，涉及的人多是詩人，他們的故事也都與詩有關(guān)。如此這般還不釋懷，干脆把描寫西湖的古今詩歌中摘出一些好句子，還穿越時空，讓白居易、蘇東坡領(lǐng)著眾多詩人環(huán)西湖游走，讓泰戈爾、徐志摩與蘇軾、白居易在西湖邊對話。就這樣，作者把詩一樣的西湖，與西湖有關(guān)的詩人、描寫西湖的詩歌渾然無跡地融合了起來。

　　上海是一個商業(yè)化大都市，生活節(jié)奏快、商業(yè)氣氛濃、人口密度大。在作者眼中這是一座“萬類自由，夢寐開闊”的海上城市。所以，在他筆下，那些“高樓大廈、霓虹燈、商店、時尚店、電話亭、餐飲店”等商業(yè)元素，變成了一個個閃爍而來的詩歌意象。至于周邊的江南小鎮(zhèn)更是詩意繽紛、目不暇接。“江南名鎮(zhèn)，有周莊、同里、烏鎮(zhèn)、西塘、南潯、朱家角、盛澤、震澤、錦溪、橫扇、千燈……散落于太湖周圍，像太湖在搖蕩中不小心濺出湖岸的若干水滴，被吳、越這兩只手，急忙捧在掌紋和命運里。”作者從俯視的角度，用一個形象的比喻，把這些江南小鎮(zhèn)的排布逼真地描寫出來，恰似一幅山水寫真圖，內(nèi)中的詩意，如人間四月的春意噴薄而出。同里小鎮(zhèn)那些百年建筑的白墻黑瓦，在他的筆下頗有韻味：“那黑，歷盡風(fēng)霜的黑，如硯臺中漸次醒來的宿墨，可助毛筆在字畫中生發(fā)舊氣;那白，陳年的白，有宣紙韻味，接納了瓦檐上淅瀝而來的黑，就成了水墨畫卷。”而這些“白墻黑瓦的倒影、畫卷的倒影，則被魚群、槳，徹底打亂邊界——黑白圓融為一”。這些文字靜中有動，把江南水鄉(xiāng)的神韻與詩情傳神地描畫了出來。

古鎮(zhèn)同里

　　這部散文集的語言，有著出奇、出新和詩意化的魅力。這集中體現(xiàn)在對物事的別樣化解釋上。文章中不時冒出一些非常別致的語言，如把白堤、蘇堤稱之為“兩行著名的唐詩、宋詞，并列、呼應(yīng)”，稱小說“是小聲說話”，把“小心燈火”的“燈與火”解釋為“小心十字街頭的紅燈與內(nèi)心的欲望之火”，把南宋的都城臨安解釋為“臨時安全而已”。這些語言如閃亮的星星，體現(xiàn)出作者的智慧和才情。

　　汗漫的散文之所以觸動讀者內(nèi)心，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文字里無不浸透著作者的鄉(xiāng)愁。他在上海看到車牌為“豫R”的車子就像看到了出生地南陽;看到陸家嘴的金茂大廈、東方明珠電視塔和環(huán)球金融中心，會想起外婆家旁邊的唐代古塔、鄉(xiāng)村診所的注射器和木匠祖父的錛子;看到自己居住的小區(qū)里嬌貴的寵物狗，會想到南陽盆地狂野的土狗。但汗漫散文中的鄉(xiāng)愁并非地理意義上的漂泊，而是對精神故鄉(xiāng)的追尋與構(gòu)造，從而使其文字獲得了沉思的品質(zhì)和觸動讀者內(nèi)心的力量，“在他鄉(xiāng)建立故鄉(xiāng)”也才成為可能。

　　總體而言，汗漫的散文既繼承了中國古代散文“獨抒性靈，不拘一格”的傳統(tǒng)，又融合了多種文體的元素和藝術(shù)手段。他的這些游歷文字，始終有“我”在場，有“我”的所見、所歷、所思，而非旅游說明書和風(fēng)光片的解說詞。同樣，他對上海生活的記敘，也充滿了誠意和勇氣，真實地呈現(xiàn)了內(nèi)心的疼痛、惶惑與成長。沒有逃避對“我”的用心刻畫，也才有可能抵達廣闊的“我們”。

　　2014年度“人民文學(xué)獎”頒獎辭中說汗漫的作品“讓凡俗的日常生活涌動出詩性和智慧”，故而他的散文才有了個人的辨識度和存在價值，并為散文這一文體的變革，帶來了新的啟示和活力。

（作者：周春英，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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