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shù)千年來，《詩經(jīng)》以審美教育傳播風雅精神，涵養(yǎng)中華民族的藝格、人格與國格，沃灌奔騰不息的中國精神。在這樣一個以禮樂風雅為標識的國度，美和藝術因為對中國文明乃至國家建構的深度參與而顯現(xiàn)崇高性和神圣性。這種具有鮮明審美特質的立人、立國之道，在世界文明史中具有獨特性，成為中華民族為當代世界文明呈現(xiàn)的不可替代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在中國這個以尚文為特色的國度，任何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是講究“風度”的。普遍而言，中國人推崇的主要是儒家追慕的風雅。

風雅在中國文化中的位置

中國古代社會，“士農(nóng)工商”四民并舉。這中間，士因為有知識、有文化、有名望、有社會地位，在“四民”中占據(jù)最顯要位置。這一階層最為人推崇的品質有三點：一是風骨，二是風雅，三是風流。其中，風骨是指士人有剛健氣質和耿介性格，風流指其出眾才華和不拘于世俗的放逸灑脫。與此比較，風雅則相對中道一些，它一方面指士人具備良好人文素養(yǎng)和社會關懷，另一方面又溫柔敦厚，含蓄蘊藉，在待人接物上給人留下精神的暖意。換言之，風雅處于三種人格中間地帶：它強化骨鯁、端正之氣就是風骨，增加超邁、俊爽之氣則為風流。這樣，所謂風骨和風流，其實就是以風雅為中心向兩個極端的擺蕩。前者堅守道義原則，幾近于墨家充滿俠義精神的絕不妥協(xié)；后者蔑視世俗價值，幾近于道家的一切流俗皆可超越。由此，如果說風骨和風流均有其偏至性，那么，風雅就在中間地帶撐起士人美好人格的大宗。也可以講，風雅內聚為風骨，外放為風流，兩者共同構成風雅所可達至的精神邊界。

在中國美學和藝術史上，風雅之所以重要，除了它涉及士人人格和精神境界外，更在于它和中國文明史廣泛關聯(lián)。按照正史敘述，中國文明起于伏羲氏象天法地，制作八卦，此后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再后有周公制禮作樂。也就是說，從自然到人文再到人間禮樂，代表中國文明合理進程。關于禮樂與風雅的關系，清人紀昀在《云林詩鈔序》中指出，《詩大序》中“‘發(fā)乎情，止乎禮義’二語，實探風雅之大源”。按照中國古人“樂主情”的一般判斷，所謂風雅對內發(fā)乎情、對外止乎禮的特性，其實也是禮樂基本特性。風雅是中國傳統(tǒng)禮樂文明在士人人格和社會風尚上留下的烙印和投影。

風雅在后世，雖然一般指士人人格和社會風尚，但在詞源學意義上，卻是起于《詩經(jīng)》關于風、雅、頌的分類。它首先是一個詩學概念，然后才由詩逐漸推及士人為人處世層面。由此可以看到，風雅向上通達于禮樂這一關乎中國文明性質的宏大命題，向下則落實于《詩經(jīng)》具體文本。這決定了風雅既是文學創(chuàng)作典范，也是士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連續(xù)性目標。換言之，文學意義上的風雅，既可以按照自下而上的邏輯從詩風拓展為士風、家風、國風，乃至天下風儀，也可以自上而下，從禮樂文明的宏大理想落實為家國制度，乃至于具體詩文創(chuàng)作。由此，風雅，也就由一個在風骨與風流之間往復擺蕩的精神性概念，轉進成為上通禮樂，下達具體文藝實踐的無限廣延性文化概念。

什么是中國人的風雅

那么，到底什么是風雅？由于這一概念起于孔子最終刪訂的《詩經(jīng)》，弄清孔子評價，然后再對其進行義解就至關重要。在《論語》中，孔子對《詩經(jīng)》下過諸多斷語，如《論語·為政》：“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說明《詩經(jīng)》中風雅并非來自外在巧飾，而是要以心靈的絕假純真作為底色?！墩撜Z·八佾》中所謂“繪事后素”之論，也與此同義。以此為背景，孔子談道：“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這里的“興”“觀”“群”“怨”，說明風雅起于人內在情志的興發(fā)，繼而是對世界充滿同情的旁觀和省思，再而是通過詩情共享形成文化共同體，最后是委婉表達對世風世相的建議，整體基調溫婉而不失對社會的責任和善意。同時，在孔子看來，風雅之士要講人倫忠孝：“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要具備對自然的博物學修養(yǎng)：“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整體體現(xiàn)出一種世事洞明而不失情懷、教養(yǎng)的君子（紳士）之風。

除此之外，孔子講：“不學詩，無以言。”這意味著風雅不僅需要內在精神充實和人性雅正，而且也需要外在語言及儀容表現(xiàn)?？鬃佑种v：“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這預示著《詩經(jīng)》之風雅的實現(xiàn)，最終必落實為雅化的社會實踐能力。在春秋時期，諸侯會盟，士夫宴飲，少不了賦詩言志，借以實現(xiàn)心靈的深度溝通。這說明《詩經(jīng)》在當時作為雅言，有效解決了人際交往中的野蠻和粗陋，使社會交往保持禮儀和文明。清人勞孝輿將當時諸侯交往的賦詩活動稱為“春秋一大風雅場”，正是在講《詩經(jīng)》的外向彌漫對整個社會風尚的建構和引領作用。

根據(jù)以上分析，由《詩經(jīng)》誘發(fā)的風雅之美，大致由五種要素構成：一是要心靈絕假純真，二是要對他人抱有溫情和善意，三是要做博物君子，四是要有高雅的言談和儀態(tài)，五是要具備以優(yōu)雅方式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能力。我們進而借助《詩經(jīng)》對風、雅的區(qū)分，對何謂風雅做出綜合判斷。在《詩經(jīng)》中，風指十五國風，相關詩歌具有地方民間謠曲的性質；雅指《詩經(jīng)》中的大雅和小雅，是周天子王畿之地的樂歌。其中，風因起于民間而具有鄉(xiāng)野的鮮活性，是社會文明建構中活躍因素，但也會因此與主流價值觀念存在齟齬。這時，它就需要接受雅的規(guī)約和指引。與之相反，雅因為來自國家政治文化中心而成為藝術標準，并代表主流價值，但也會因為過于追求雅正而失之呆板，這時就需要風為其注入豐沛生命力。在中國歷史上，雖然風雅是一個指代士風和社會風尚的專詞，但在起源處它卻是風與雅兩種詩風的組合。兩者之間因存在差異而保持內部張力，但又在相反相成中成為具有互補性的統(tǒng)一體。其中，風主情感，雅偏理性；風基于人性自然流露，雅起于后天禮樂陶養(yǎng)；風代表民間活力，雅代表官方價值。在兩兩相契中，雙方都克服各自的偏至向中間地帶靠攏，既“發(fā)乎情”又“止乎禮義”，既表現(xiàn)哀樂、怨刺，又要做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兩者融會則鑄成一種情理合一、人性涵詠、官民共賞的藝術和社會理想，其審美表現(xiàn)就是一種含蓄蘊藉、溫柔敦厚的風雅之美。

風雅精神的現(xiàn)代意義

在中國古代，《詩經(jīng)》在儒家“六經(jīng)”序次中居于首位。在儒家關于國家制度文明設計中，由《詩經(jīng)》衍生出的風雅精神，是奠基性的，它構成中國美學乃至中華民族精神中最受推崇的側面。按照現(xiàn)代學科分類，詩被納入文學一門，其價值僅被定性為給人帶來審美愉悅，與此密切相關的風雅，則僅僅專指文人士大夫追慕的生活格調和情趣。這種定位，不僅使“文學”“詩學”之于傳統(tǒng)中國的意義被狹隘化，而且連帶也使風雅之于中國傳統(tǒng)制度文明建構的意義變得逼仄。現(xiàn)在是對這種狀況做出改變的時候了。

對于中國文化而言，狹隘化傳統(tǒng)，也就等于弄丟了傳統(tǒng)。那么，關于風雅，我們如何理解它的價值，并認識它的現(xiàn)代意義呢？

首先，在中國文明以教化為本的傳統(tǒng)中，奠基于詩教的風雅之教是一切人文教化的始基?？鬃又v：“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他之所以將詩教排在“三教”首位，原因無非在于詩總是傳達關于自然和人生的美好情愫，能夠使人在受教育之初，就因感悟世界美好而興發(fā)良善心志，進而使人性變得積極、健康、樂觀。這種心志，是風雅賴以形成的心理基礎，否則就極可能成為缺乏內在根據(jù)的假風雅或附庸風雅。在中國歷史上，人們往往指責儒家“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并認為風雅是自外而內強加于人的，原因就在于沒有認識到儒家的詩教或風雅之教，具有在人性源頭處發(fā)蒙人性、重建人性的性質。

其次，孔子講“溫柔敦厚，詩教也”。這是講“溫柔敦厚”是風雅所應具備的最重要品質。但需要指出的是，孔子以“溫柔敦厚”為風雅定調，并不意味著人性因此柔順軟弱，而恰恰是要由此彰顯人超越世俗價值之上的雄強和果敢。換言之，面對世間種種不平和險境，憤怒和畏懼是人慣常心理反應，但在儒家看來，以泰然心態(tài)面對方為真勇者和大丈夫。如公元前202年，劉邦率大軍圍困魯國曲阜，面對行將降臨的屠城災難，“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這種對文明價值的無畏堅守，顯然是一種大風雅和大勇敢。同時，儒家的溫柔敦厚，也不是不講原則，而是外圓內方，怨刺不失善意，在堅持原則前提下待人接物不傷大雅?？梢哉J為，在諸種非善即惡、非喜即懼的二元對立中，這種堅守中道的溫柔敦厚是最難做到的，搞不好就成了政客式權謀或道德上滑頭。正是因此孔子講：“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第三，在中華文明史上，風雅不僅關乎士人個體的精神養(yǎng)成，而且更關乎家國天下的風尚再造。它是一個從個體修身逐步向國家等宏大問題蔓延的價值連續(xù)體。其中，在個體層面，風雅表現(xiàn)為士人文質一體、彬彬有禮的君子之風。即孔子講：“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在家族層面，它表現(xiàn)為對人文教養(yǎng)和知識文化學習的重視，古人所謂詩禮傳家、耕讀傳家、“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之論，無一不是將良好家風的養(yǎng)成作為家族延續(xù)最重要支撐力量。在國家層面，周公制禮作樂是中國數(shù)千年風雅傳統(tǒng)的開端，此后的中國史，就是對這一傳統(tǒng)不斷追憶、回溯、復歸并發(fā)揚的歷史?？鬃又v：“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種對風雅傳統(tǒng)的不斷復歸，有效保證了中國文明的歷史連續(xù)性，同時也使中華民族在與其他民族競合中，始終保持著文化優(yōu)越性。

需要指出的是，風雅在傳統(tǒng)中國，雖然具有多元價值面向，但它歸根結蒂奠基于中國人對美和藝術的崇尚。在這樣一個以禮樂風雅為標識的國度，美和藝術因為對中國文明乃至國家建構的深度參與而顯現(xiàn)出崇高性和神圣性。中國社會自西周以降，就禮樂風雅在國家制度文明建構中發(fā)揮的主干作用看，對美的信仰構成傳統(tǒng)中國的立國精神，所謂中國則因此具有審美共同體的性質。據(jù)此也可以看到，我們今天提倡的“美麗中國”建設，不僅應指自然界山川秀美，同時也應將人文禮樂風雅納入其中。這種具有鮮明審美特質的立人、立國之道，在世界文明史中顯現(xiàn)其獨特性，成為中華民族為當代世界文明呈現(xiàn)的不可替代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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