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768—824），字退之，河陽（今河南省孟縣）人，自稱郡望昌黎，官至吏部侍郎，稱韓吏部。謚號“文”，又稱韓文公。

毀譽參半的德操品行

韓愈為人，毀譽參半。韓愈向以儒家正統(tǒng)自居，其實他的思想?yún)s很駁雜，行舉也往往前后矛盾。他反對佛教的清凈寂滅，也反對神權(quán)迷信，但又信鬼神尊天命；他認為楊、墨偏廢正道，卻又主張孔墨相用；他宗孔氏，貴王道，而又崇管仲、事商鞅；他立場比較保守，指斥革新派是“群小用事”，但在反對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quán)等重大問題上，又旗幟鮮明。誠如蘇軾批評他“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

韓愈的品行，基本上是屬于優(yōu)秀的，或者說，韓愈有許多的優(yōu)秀品德，譬如，敢于仗義執(zhí)言，勇于興利除弊，善于造勢作為，樂于舉賢掖后等，但是，也有比較突出的問題。他品性中的這些低劣方面，我們從他貶連州陽山令、“二王八司馬”事件等幾樁歷史公案，便可很清晰地看出。

舒蕪先生在為《韓愈詩選》所作的序中說：“通觀韓愈這個人，盡管是博學(xué)高才的大文學(xué)家，但是氣質(zhì)上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躁急褊狹，無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別熱衷利祿，無恬退之心。他的詩篇當(dāng)中，經(jīng)常貶低朋友，好為人師，攘斥異端，自居正學(xué)，就是褊狹的表現(xiàn)……誰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貴，誰不尊敬他的學(xué)問文章，他對誰就會恨之次骨，永世不忘。”

他接著說：“這樣的人的精神狀態(tài)中，自然容易充滿了怨毒之氣，怨毒之極又自然通于殺氣。貞元十九年，韓愈因建言被貶斥，這一段經(jīng)歷他在詩中再三再四地說起，對于政敵王叔文集團，包括對老朋友柳宗元、劉禹錫，真是悻悻之狀如見，切齒之聲可聞。待到王叔文失敗，包括柳宗元、劉禹錫在內(nèi)的“八司馬”一時竄逐，韓愈這時便寫出了幸災(zāi)樂禍、投井下石的《永貞行》。”

因此，“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來的氣質(zhì)和精神狀態(tài)上的庸俗性，總帶有獨斷和專制主義的味道”。舒蕪先生之語真有點不留情面的尖刻，似乎也不是場合，卻也字字有根。孫昌武先生對韓愈在“永貞革新”的態(tài)度頗為不滿，他說：“由于人事的、性格的，更重要的是思想觀念的原因，韓愈卻站到了革新派的反面。按他的緩進的、比較保守的立場，革新派是‘群小用事’，竊奪國柄。他因此被革新派排斥并被流貶嶺南。在以后的詩文中他對革新派一再大張撻伐。這成了他一生活動中的陰影。”關(guān)于韓愈“永貞革新”的態(tài)度，論者多甚，毋庸贅言。我們以為，韓愈被貶潮州前后的表現(xiàn)，也是很能夠看其思想品格的。

“諫迎佛骨”事件

元和十四年（819），憲宗皇帝派遣使者去鳳翔迎佛骨，京城掀起信佛狂潮，韓愈毅然上書《諫佛骨表》云：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后，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shù)，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nèi)找皇?，止于菜果。其后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惑。

韓愈措辭激烈，出言無忌，極言辟佛之由，以歷朝佞佛皇帝“運祚不長”來推論，結(jié)論寓于其中：“事佛求福，乃更得禍。”憲宗得表，龍顏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韓愈你也太過分了，奉侍佛教的皇帝都是短命的，你是說我也是短命的了。作為人臣，狂妄之極！” 憲宗要處韓愈以極刑。幸得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竭力說情，免得一死，貶為潮州刺史。韓愈在往潮州的途上，寫下著名的《左遷至藍關(guān)示侄孫湘》詩，詩中表現(xiàn)出堅強的斗爭意志：“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然對照其貶官潮州后，遽惴惴恐道死而乞靈湘江女鬼等行舉，則判若兩人。

在《潮州刺史謝上表》中，韓愈反反復(fù)復(fù)申言的幾層意思：其一，臣冒犯天威，“萬死猶輕”；“天子神圣，威武慈仁”。其二，臣“憂惶慚悸，死亡無日”，萬望“陛下哀而念之”，如果陛下不可憐我就沒有人可憐我了。其三，陛下“巍巍之治功”，誠當(dāng)“紀(jì)泰山之封”，而臣則是最佳的作頌之人，“雖使古人復(fù)生，臣亦未肯多讓”。胡適博士在《白話文學(xué)史》里分析韓愈諫佛骨前后過程而探索其患得患失的心理時指出：“當(dāng)他諫佛骨時，氣概勇往，令人敬愛。遭了挫折之后，他的勇氣銷磨了，變成了一個卑鄙的人。他在潮州時，上表謝恩，自述能作歌頌皇帝功德的文章，‘雖使古人復(fù)生，臣亦未肯多讓’；并勸皇帝定樂章，告神明，封禪泰山，奏功皇天！這已是很可鄙了。他在潮州任內(nèi)，還造出作文祭鱷魚，鱷魚為他遠徙六十里的神話，這更可鄙了。”細觀韓愈此表，再聯(lián)系他上表前后的許多自相矛盾的言論和行動看，就更加會發(fā)現(xiàn)，韓愈的《諫佛骨表》似乎有一種故作驚世駭俗語的嫌疑，其上表諫迎也就并非那么的高尚了。也可能真是被他的悔改之意所感動，陛下寬宏大量，不計前嫌，將貶官只有八個月的韓愈召回京城而予以重用也。

“諛墓”問題

韓愈寫了大量的墓志，人道是“諛墓文”。 清代大思想家顧炎武不無惋惜地說，韓文公如果不寫這些阿諛奉承的墓志銘，那他真是文化界的泰山北斗了。李澤厚更是在此問題上全面否定了韓愈，說他“貪名位，好資財，耽聲色，佞權(quán)貴”，認為他為了潤筆費，對死人大唱頌歌，有辱斯文。

除記功碑《平淮西碑》和廟碑《處州孔子廟碑》《黃陵廟碑》《南海神廟碑》《衢州徐偃王廟碑》外，韓愈計有碑志七十五篇。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以重金來求韓愈寫墓志，連那個給杜甫寫墓志而讓杜甫立時爆得大名的高官元稹，其妻子韋叢的墓志也請韓愈來寫？這也足證，韓愈在當(dāng)時文壇乃至整個社會上的影響非同一般。不少學(xué)者認為，韓愈大量寫作墓志，是為窘迫經(jīng)濟所迫。他自己就說，“仆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于人，以度時月”。包括侄子韓老成一家，據(jù)說已經(jīng)“家累三十口”。據(jù)說韓愈有個賬本，日常收支皆有賬目，其中有兩個收費的記載：《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和《謝許受韓弘物狀》。收王用男人“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而在韓弘處得“絹五百匹”。馬和腰帶是什么價錢現(xiàn)在無法計算，但一匹絹當(dāng)時“直錢八百”。韓愈為國子博士時的月薪約二十五貫。那么五百匹絹就是四百貫錢，等于他月俸的十六倍。中唐時期，一斤鹽的價錢是四十文，一斗米是五十文，按照當(dāng)時成年男子一年需要的口糧約七石二斗計，這四百貫錢大約夠一百人一年的口糧。只要寫一個碑銘，就能得到一筆不小的財富。韓愈多寫墓志，為了生計，情有可原。

我們則不這樣看，“諛墓”非原則問題，未必構(gòu)成韓愈的道德品質(zhì)上的缺陷。

其一，撰寫墓志而收費非始于韓愈，也非韓愈一人所為，在唐代各個時期的其他文譽卓著的高官中，為人寫墓志而收取錢財?shù)亩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其它的撰寫，有潤筆費可收，為什么撰寫墓志就不能收費？完全可撇開韓愈的家境不談，如果他極富有，收費也不為過。以我們現(xiàn)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的價值觀來看，誰都會覺得韓愈收費情理之中。

其二，從墓志的文體看，稱善而隱惡也沒有錯。劉勰的《文心雕龍》里說：“夫?qū)俦w，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也就是說，除了要敘述往者的生平事跡乃至籍貫世系外，還要陪上歌功頌德的銘文。曾鞏認為，銘志只書善不書惡，但是，書善要做到“公與是”。何為“諛墓”？《辭海》的解釋是，“為人作墓志稱譽不實”。如果在墓志中，做“不實”性的評判或稱頌，是為“諛墓”。只要不是無中生有的捏造，不是顛倒黑白的瞎編，不是指鹿為馬的胡謅，而適度渲染、合理加工、精心構(gòu)思、精巧措辭地拔高，稱善而不顯惡，說點適度“好話”，似乎不能叫做“諛”。也不是為韓愈開脫，以韓愈的人品考，應(yīng)該不存在主觀上的諛墓動機的。

韓愈志在做一個“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答李翊書》）的正人君子。應(yīng)該說，在唐代文人中，韓愈確實算得上綜合素質(zhì)、道德水準(zhǔn)很高的。蘇軾說他內(nèi)外兼修、文武俱備，“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也是很實事求是的評價而非“諛墓”之言也。而其“利祿情深，恩仇念重”（舒蕪語），則是引發(fā)其弊行病舉的性格缺陷和思想根源。

韓愈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韓愈自命不凡，具有過高的以拯時救弊為己任的期待，自比儒家道統(tǒng)最合適之傳人。他性格狷介強梗，爭奇好勝，不安凡庸，極具挑戰(zhàn)性。韓愈敢于仗義執(zhí)言，勇于興利除弊，善于造勢作為，樂于舉賢掖后，比較突出的問題是躁急褊狹，特別熱衷利祿。韓愈詩極富爭議，乃詩中之別調(diào)，以文法而摧破詩法，將以功力為詩的寫法推向極致，刻意奇崛，終成自己面貌，成為審美異化的代表人物，成為一代詩壇的改革者和新詩風(fēng)的開創(chuàng)者。韓愈詩風(fēng)險怪，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姿態(tài)橫生，變怪百出，賦予詩歌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超現(xiàn)實色彩，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lǐng)域。即便這種詩歌因追求新奇過甚，產(chǎn)生了怪誕晦澀的負面影響，而韓愈的獨創(chuàng)精神，新變自覺，以及這種精神所生成的不俗的表現(xiàn)，則為后人留下了一筆不可估量的財富。

王志清先生著作

王志清先生

【作者介紹】王志清，南通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生態(tài)文學(xué)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王維研究會副會長、江蘇省中華詩學(xué)研究會副會長、光明日報文學(xué)遺產(chǎn)研究院專家等，出版專著20余部，發(fā)表學(xué)術(shù)論文200余篇，其中關(guān)于王維研究的文章40多篇，代表作有《縱橫論王維》《王維詩選》《王維詩傳》《唐詩十家精講》《盛唐詩學(xué)》等。

責(zé)任編輯：孫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