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以“德”為靈魂，以“士”為人格楷模，倡導(dǎo)個人以“天下”為己任，為人類提供了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社會發(fā)展模式——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獨特模式

近代以來，最令中華民族糾結(jié)的問題，莫過于文化選擇。在近代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某些知識精英對本國文化的信心徹底崩潰，“全盤西化”似乎成為不二之選。世事滄桑，百年之后的今天，我們迫切需要對文化傳統(tǒng)進行再認識。中華文化存在的價值，不是為證明西方文化的唯一正確再增加一個新的例證。中國學(xué)者理應(yīng)深入發(fā)掘本國文化的核心意蘊，與國際學(xué)術(shù)界平等交流，并為未來世界發(fā)展提供借鑒。

中華文化的三個核心意蘊

一是以“德”為靈魂。

人類文明是多元的，不同文明的內(nèi)涵與氣象各有千秋。中華文明最基本的特點是以“德”作為價值核心，其起點是在殷周之際。武王伐紂之后，周人反思夏、商亡國的教訓(xùn)，兩朝都曾經(jīng)秉受天命，并且享有不短的國祚，可惜“惟不敬厥德”，對道德沒有敬意，極度腐敗，“故天降喪于殷”，“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上天將喪亡降給殷，不是上天暴虐，而是商民自己招致的罪辜。周公要求周人體諒小民“稼穡之艱難”，像文王那樣，“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周公還引“人無于水監(jiān)，當于民監(jiān)”的古語，要求周人時刻關(guān)注民情民意，以之作為檢驗自己為政得失的鏡鑒。在周人行將遷都于洛之際，周公告誡成王“不可不敬德”。周公制禮作樂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底色，中國由此走上了以人為本、以道德為靈魂的“民本主義”道路。

孔子繼承周公以來的德治思想，篤信只有道德才能贏得長治久安：“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他主張君子要為社會樹立道德表率，以此教化民眾：“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以道德服人之說，影響最為深遠，歷代學(xué)者多奉為圭臬。孟子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他認為，最終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不是高城、深池、堅兵、利器、積粟、儲米，也不是封疆、險固，而是人心的向背。這段膾炙人口的名言，高揚道德理性，經(jīng)過千百年的傳誦，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信仰。

二是以“士”為人格楷模。

孔子最早提出“鳥獸不可與同群”的命題，并將“士”作為人格典范來塑造，希冀全社會以此為楷模，修身進德，實現(xiàn)人生的道德價值。

先秦時代，貴族階層的基本構(gòu)成為天子、諸侯、大夫、士。士處于貴族階層的最下層，大多接受過良好教育，學(xué)識豐富，故人稱“聞一知十為士”，“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謂之士”。他們求學(xué)的重心在“道德”，所以古人每每以此來定義他們：“守道者謂之士”，“士，蹈道者”，“士，講學(xué)道藝者”，“士，謂進士有德行者”，“士，有道德之稱”，“士者，有德之稱”。社會各界都將士作為道德楷模來追慕。

周人崇信“天道”，視其為天之正道、宇宙公理。天道在人類社會的投影，即“君子之道”，是人生的正道。士追求“道”作為實現(xiàn)生命價值的最高目標。生命誠可貴，但生命的價值不在于壽夭長短，而在于是否得“道”，即是否獲得真理?？鬃诱f：“士志于道”“朝聞道，夕死可矣”，“義之所在，不傾于權(quán)，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他們不惜以生命捍衛(wèi)自己畢生追求的道德理想，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后，每當民族危急存亡之時，“殺身成仁”都成為萬千志士慷慨獻身的精神動力。

士以近乎嚴酷的要求修身進德，“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他們有很強的道德自律意識，“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nèi)自省也”。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xí)乎？”這更是中國盡人皆知的存問反省的格言。

士“無恒產(chǎn)而有恒心”，“行己有恥”，“居仁由義”，身體力行，寬宏強毅，以畢生的精力踐行自己的學(xué)問，《論語》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他們無論仕與不仕，周身都充盈著積極向上的正能量。

孔子、孟子、荀子等所論之“士”，絕非實有其人，而是為引導(dǎo)人們修身進德而構(gòu)擬的道德形象，并賦予其種種人格內(nèi)涵。受此激勵，歷代社會都有大批品格高尚的士出現(xiàn)，成為中華民族的脊梁。這是中華文化非常獨特的地方。

三是以“天下”為己任。

西方經(jīng)濟學(xué)理論認為，人都是自私的，每個人都希望將個人利益最大化。有學(xué)者據(jù)此認為，中國社會重視群體利益、忽略個人發(fā)展，因而是錯誤的。此說似是而非。中華文化中的士都是實現(xiàn)了人生價值的優(yōu)秀個體。士所希冀的利益最大化，不是狹隘的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群體利益的最大化，再擴而大之，是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中國先哲的認知邏輯是，既然“利出于群”，故群體重于個人，“小我”理應(yīng)服從“大我”。大量優(yōu)秀的“小我”成就了強大的“大我”，“小我”與“大我”是利益共同體，并不對立。個人只有全身心融入群體，將個人發(fā)展與社會發(fā)展緊密結(jié)合，為人類進步作出貢獻，個人價值才可實現(xiàn)最大化，才可成為千古為人所景仰的民族英雄，堯與禹就是其例：“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jiān)門之監(jiān)養(yǎng)，不虧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zhí)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于此矣。”

與柏拉圖一樣，孔子提出了人類發(fā)展的理想世界，將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作為社會發(fā)展的終極目標：“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他憧憬“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未來社會。

《大學(xué)》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知識精英的人生取徑。儒者終身學(xué)習(xí)，旨在報效天下?！抖Y記·儒行》說：“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xué)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先實現(xiàn)自身的人格價值，然后以身許國，實現(xiàn)自身的社會價值，必要時可以犧牲“小我”，捍衛(wèi)“大我”，成為千年以來中國知識精英共同的人生理想。曹植說：“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諸葛亮說：“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陸游挑燈夜讀《出師表》后言：“位卑未敢忘憂國。”林則徐說：“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些都是擲地作金石聲的價值觀宣言。

北宋承五代之亂，積弱積貧，又受遼、金紛擾，國勢危殆，而學(xué)者多有為國分憂之志，并由此確立了中華的“天下觀”。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明朝東林黨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ān)心”，明清之際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天下而奮斗、獻身的擔當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深深扎根于社會各階層，成為中華民族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的偉力。

中華文明為人類作出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為人類提供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社會發(fā)展模式

習(xí)近平總書記說：“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統(tǒng)，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xiàn)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yōu)勢。”“要圍繞我國和世界發(fā)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xiàn)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這就表明，中華民族實現(xiàn)“中國夢”是全方位的，除了包括科學(xué)技術(shù)、經(jīng)濟、軍事戰(zhàn)略之外，還包括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在內(nèi)的文化戰(zhàn)略。中華文化曾經(jīng)得到全世界的贊譽。德國哲學(xué)家雅斯貝斯認為，中國的孔子與老子同屬于人類“軸心時代”的巨擘。中國的火藥、指南針、印刷術(shù)以及哲人思想，對歐洲“文藝復(fù)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三大思想解放運動都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中國的科舉制度直接為英美近代的文官制度所仿效，是我國對于人類文明的杰出貢獻。

中華文明有著獨特的文明模式。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以神為中心；中華文明以人為中心。中華文化要求人們通過禮樂雙修，涵養(yǎng)高雅氣質(zhì)，踐行仁義禮智信，成長為道德高尚的“君子”。中華文化重視家庭文化建設(shè)，使之成為國家機體的健康細胞，自古把鄉(xiāng)風民俗的端正看作國家的元氣之所在，著力移風易俗，推動社會進步。這些都是中華文化中足以驕人于世的精華。

當今之世，宗教多具有排他性，因而多有局限性，而中華文化超越了宗教信仰的局限。雖然歐洲長期以來受到宗教文化的熏陶，但如今的歐洲年輕人正面臨著將自己的靈魂交給誰來管理的嚴峻問題。中華文化似乎早就為這一局面做好了準備。中華文化超越宗教，人們可以自己管理靈魂，從而為解決西方年輕人的困境提供了希望。我們應(yīng)該克服長期以來的文化自卑心理，看到自己文化的優(yōu)越性。

中華文化從一開始就波及廣袤的南北大地，覆蓋面之廣遠非古代埃及、古代巴比倫、古代印度可比。因幅員遼闊、地貌各異、風俗迥別，故思想家著書立說都會兼顧四方的種種差異?！抖Y記·祭義》中說：“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此即后世“放諸四海而皆準”一語的出處，是中國人注重自己學(xué)說普適性的一種鮮明表述。

21世紀人類最偉大的事件，將是中華民族的崛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華文明為人類作出的最重要的貢獻，是為人類提供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社會發(fā)展模式，我們應(yīng)該有這樣的自信。

（作者為清華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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