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1644年）大年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國，國號大順，年號永昌。

正月初八，他率大順軍兵發(fā)北京，對明王朝發(fā)起總攻。二月，大軍渡過黃河后，由李自成親率主力軍，經(jīng)太原、大同、宣府、居庸關，劍指北京城。

另一路大軍則由大將劉宗敏率領，沿黃河北岸挺進，經(jīng)懷慶、潞安、大名、邯鄲、保定，與主力軍形成包圍之勢。大順軍所到之處，宣傳“除暴安良”“蠲租免稅”，明朝的官員士紳聞風而降。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的大軍已抵達北京郊區(qū)的居庸關。

大順軍這一路，除了在山西的寧武關受到明總兵周遇吉的抵抗外，其余各地均望風而降，像明朝九邊重鎮(zhèn)之一大同鎮(zhèn)的總兵姜瓖便是開城請降的，宣府總兵王承胤早早就派人到大同遞上投降書，也難怪時任宣大總督王繼謨?nèi)f分感慨地說：“看此時候，無一兵一將一民不反面向賊。”

王繼謨是當事人，他親身經(jīng)歷了那個時代，大明臣民集體倒戈，說明崇禎皇帝和他的明王朝已經(jīng)眾叛親離，這也恰恰說明李自成進軍北京勢如破竹的背后，是明朝滅亡的必然。

明朝末年所面臨的矛盾過于復雜。

在政治上，國家機構失效，運轉難以為繼，停擺只是時間問題。

在經(jīng)濟上，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嚴重破壞了國家存在的經(jīng)濟基礎，不僅帶來財政困難，也影響到了社會的安定。

在軍事上，明末軍制敗壞，軍隊戰(zhàn)斗力下降，加之連年用兵，軍費不足，士兵大量逃亡，兵變時有發(fā)生，崇禎七年（1634年），陜西巡撫吳甡曾說，“晉中流賊，強半邊兵”。

在外部環(huán)境上，明末自然災害連年發(fā)生，疾病流行，人口銳減，國家救濟不力，大量饑民無法生活，也只能鋌而走險。

晚明的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關外的后金（清）和關內(nèi)的農(nóng)民軍交替向明朝的統(tǒng)治發(fā)起一波又一波的沖擊。

崇禎帝內(nèi)外交困，疲于應對，對策又一錯再錯。

李自成進軍北京能一路暢通，從一個側面表明，明朝滅亡實屬必然，“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躪海內(nèi)，而明之亡也決矣”。

四十二天大考不及格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所率主力進抵北京城下，崇禎帝在紫禁城神武門外的煤山上吊自殺。

十九日，李自成和他的大順軍進入北京內(nèi)城，天下易主，新生的大順政權取代了已存在277年的朱明王朝。

進入北京城的李自成以勝利者和新天子的姿態(tài)開始了權力接管，然而，他在北京城僅僅待了短短的42天，便不得不撤離。

這42天，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如果說他進入北京是一場新的考試，他到底是如何作答的呢？

李自成在北京期間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內(nèi)容包括穩(wěn)定京城的社會秩序，如嚴禁進城的軍兵騷擾百姓，懲治違法亂紀行為；清理明朝在京官員達二三千人之多，甄別后再做處理；清點明朝國庫倉儲，沒收皇族宗親的財產(chǎn)，對官僚進行追贓助餉；向京外派駐官員和軍隊，接管地方，并為南下征戰(zhàn)做準備；問民疾苦，開始著手解決土地等民生問題；準備即位典禮，制定典制和禮儀等等，工作量不可謂不大。

李自成在北京做的這些事情重要嗎？當然重要。

初進北京城，必須穩(wěn)定城內(nèi)的局勢，盡快恢復百姓的正常生活，所以要嚴明軍紀，秉公執(zhí)法；清算明朝皇親國戚和舊的官紳貴族，也很有必要，他們是被革命的對象，清算也可以鞏固革命的勝利果實；追贓助餉既是對明王朝貪官污吏的打擊，也是為了保證新生政權的財政供應。

至于外派文武官員、準備南下戰(zhàn)爭，更顯示出大順政權接管全國的決心和信心。

然而，這些事情卻并非都是當時最急迫之大事。

李自成進駐北京，崇禎皇帝已死，大順政權面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已經(jīng)發(fā)生了轉變。

因為，此時的李自成實際上控制了長江以北傳統(tǒng)中國的主要區(qū)域，從他進軍北京的摧枯拉朽之勢看，他已被視為新的“真命天子”，明朝留下來的政治遺產(chǎn)將是他統(tǒng)一中國的重要資本。

李自成的首要政治任務，是控制北京的政局，讓國家機器運轉起來，穩(wěn)定社會秩序；首要的軍事任務，則是防范關外敵對的清軍。

但李自成未能認清時局，分不清輕重緩急，對明朝舊官僚貴族不能有效地拉攏利用，為自己所用。

對關外的局勢，他更是估計不足、缺乏必要的警惕，未做必要的軍事部署。

在1644年的大變革之際，李自成坐失穩(wěn)定和控制全國的最佳時機，42天的大考，顯然是不及格的。

胸無大格局

李自成在北京期間未能明察天下大勢，沒有大格局，也注定了他難有大作為。

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清軍入關前后多爾袞的所作所為，來對比分析李自成的重大失誤。

李自成推翻明朝后，以為天下已歸自己所有，對天下大勢缺乏清晰的判斷。

他的第一大錯誤判斷是關外的形勢。

李自成竟然對山海關外存在多年的清軍勢力疏于防范，不派遣重兵防守，顯然他對關外的形勢相當無知。

多爾袞則不然，在李自成向明朝發(fā)動總攻之時，清廷就曾派人與大順聯(lián)絡，“協(xié)謀同力，并取中原”，希望與農(nóng)民軍聯(lián)手滅明，企望分割勝利果實。

同時，多爾袞和他的謀臣范文程等緊急分析關內(nèi)外的形勢，在他們看來，明朝滅亡已是大勢所趨，清朝最主要的對手就是農(nóng)民軍：“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

清軍一直在關外觀察時局，密切關注山海關的動靜，視盤踞在山海關的吳三桂為決勝的籌碼。對吳三桂與清軍聯(lián)手之事，大順軍竟渾然不知。清、順雙方對當時天下格局的把握，讓李自成和多爾袞的水平高低立判。

李自成在北京期間的第二大錯誤判斷是國內(nèi)的政治形勢。

在北京，李自成以革命勝利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他始終保持農(nóng)民的革命本色，對包括崇禎帝在內(nèi)的明朝統(tǒng)治階級采取嚴厲的打擊和鎮(zhèn)壓措施，本來明朝官僚大多希望為新朝效命，但大順政權對他們登記的目的主要是追贓逼餉，對三品以上者不予錄用且關押到軍營，四品以下錄用的少數(shù)人也要捐銀助餉，此舉把明朝官員推到了對立面。

反觀多爾袞，進入北京后他就高調(diào)宣布為崇禎帝復仇、“吊民伐罪”，凡明朝原官員只要歸降，錄用照舊，品級照舊。

多爾袞充分認識到明朝官員在此動蕩之際穩(wěn)定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所以先利用再管束，此舉在政治上也孤立了李自成。

所以，李自成大軍撤出京城之后的三個月內(nèi)，原來早已歸降的華北地區(qū)出現(xiàn)了70余次叛亂事件，大都是官紳地主捕捉了大順地方官，靜觀其變。

大順軍除了要對付清軍的窮追猛打，還受到各處地方武裝力量的打擊與騷擾。從年初各地的聞風而降、夾道歡迎，到年中各地的反叛浪潮，反差真是太大了。

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在短短的42天里，李自成的大順軍經(jīng)歷了極盛到大敗，一支所向披靡、無往不勝的隊伍，在歷史變革時代充滿偶然與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因為領導階層的決策錯誤，沒有能在奪取政權之后及時調(diào)整戰(zhàn)備策略，對天下大勢作出錯誤的判斷，導致革命事業(yè)的最終失敗，這是值得后人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