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金庸駕鶴西去，享年94歲。文曲星歸天，精神彩虹橫貫天穹。金庸是新武俠小說一代宗師，著作等身，1955年至1972年17年間寫就15部、38冊作品，書名化作長聯(lián)：“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作為防偽標志。1970年至1980年其花十年時間增刪修訂。1994年5月三聯(lián)出版金庸全集，與香港明河版、臺灣遠流版成為經典收藏。自20世紀60年代起，金庸熱席卷香港、臺灣、大陸、東南亞、乃至全球華人。20世紀末《亞洲周刊》《中華讀書報》評選“20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我心目中的20世紀文學經典”，其《射雕英雄傳》《鹿鼎記》《天龍八部》榜上有名，金庸成為“20世紀知名度最高的華人小說家之一”。

   金庸研究早已蔚為大觀，相關論著論文豐碩，金學網站蓬勃興盛。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南洋大學學者研究《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打出了“雕學”旗號。1980年6月，倪匡先出論著《我看金庸小說》，后有《再看金庸小說》《三看金庸小說》《四看金庸小說》《五看金庸小說》，直寫至1984年10月，歷時5年，5本書均由臺灣遠景出版公司出版。倪匡不僅自己寫專論，而且領銜出版了18種“金學研究叢書”，由遠景出版公司出版。1984年，遠景出版公司還出過《諸子百家看金庸》，由舒國治等人編寫。倪匡認為，金庸作品博大精深，涉及史學、軍事學、倫理學、文學、語言學等學科，應該建立一門“金學”。金庸小說不是成人童話，而是有現(xiàn)實意義乃至預言功效。倪匡還深研過金庸筆下的男女錯綜復雜的感情。古遠清認為倪匡的研究理論性較差，但有開創(chuàng)之功，為系統(tǒng)研究金庸帶了好頭。宋淇也寫過《細讀金庸武俠小說書后》發(fā)表于1984年第9期《明報月刊》。1987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學召開“國際中國武俠小說研討會”，這是金學研究史上的盛會。其中劉紹銘的論文《平心靜氣讀金庸》在《信報》連載6天，影響最大。除此之外，香港出版的金學論著還有楊興安的《金庸小說十談》，吳靄儀的《金庸小說的女子》《金庸小說的男子》《金庸小說的情》《金庸小說看人生》，潘國森的《總論金庸》《雜論金庸》《武論金庸》，項莊的《金庸小說評彈》，均由明窗出版社出版。

  嚴家炎認為，魯迅是雅文學的頂峰，金庸是俗文學的頂峰，其《金庸小說論稿》中，探討金庸小說與傳統(tǒng)文化、西方文學、“五四”新文學的聯(lián)系，并從文學雅俗對峙中衡定了金庸小說的地位。陳平原論著《千古文人俠客夢》，梳理千年來的游俠小說傳統(tǒng)，199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初刊以來，共出版了6個版本。在浩浩蕩蕩的“金學”著作中，大陸學者陳墨占據重要位置，其“金庸小說研究系列”有7冊：《金庸小說論》《金庸小說情愛論》《金庸小說之武學》《金庸小說之謎》《金庸小說賞析》《金庸小說藝術論》《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 1999和2000兩年，陳墨又出版了《孤獨之俠——金庸小說論》和《浪漫之旅——金庸小說神游》。此外還有1998年出版的溫瑞安等所著《金庸茶館》6冊，2000年出版的海寧市金庸學術研究會會長王敬三任主編《名人名家談金庸》和《閱讀金庸世界》；金庸傳記有冷夏的《文壇俠圣——金庸傳》、傅國涌的《金庸傳》以及鐘曉毅、費勇的《金庸傳奇》等。

越來越多有識之士意識到，將金庸小說列入一般武俠小說，是學術研究的失誤。馬國明的《金庸的武俠小說與香港社會》考察金庸的文本和潛文本，關注其政治意識和文化執(zhí)著，認為金庸小說反映出新移民的心境，貫穿著殖民主義主題，其作品對于外族入侵或統(tǒng)治的態(tài)度是從適應改良到不妥協(xié)到妥協(xié)。李陀認為，把金庸的研究只放在武俠小說的文類框架內，既束縛研究者的手腳，又會不自覺地貶低金庸寫作的意義，應該從更大的批評和歷史視野去研究金庸小說，將漢語發(fā)展帶進新境界。

  劉衛(wèi)國在《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化經脈》指出：“《飛狐外傳》與《射雕英雄傳》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俠義精神托孤給儒家；由于對儒家思想的反叛與逃逸，走向道家，但《神雕俠侶》是反叛儒家規(guī)范的一次半途而廢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這個代表著儒家文化的‘父親’終于被弒，表明金庸對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俠義精神全面沒落的深刻反?。弧短忑埌瞬俊敷w現(xiàn)了佛法無邊，但對慕容復、段正淳等依然無能為力；到《鹿鼎記》則為俠義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過韋小寶這一中國文化的怪胎，俠義精神最終被金庸親手埋葬”。《鹿鼎記》是金庸的封筆之作，同時也是引起爭議最多的作品。韋小寶背離了金庸此前塑造的英雄人格，其性格矛盾復雜多面。一是貪財小人而不失義氣。金庸曾說：“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極少，但只要信奉，通常不敢違反。江湖惟一重視的道德是義氣，義氣兩字，從春秋戰(zhàn)國以來，任何在社會上做事的人沒有一個敢忽視”。最后，韋小寶選擇了抽身隱跡，來保全終身信奉的義氣。二是不學武功卻練就了上乘的“人功”：巧舌如簧，八面玲瓏；深諳人性，廝混市井，將民間計謀在紅白黑道中圓熟運用。韋小寶無原則的原則性，將高尚與卑微、慷慨與殘酷融于一身，發(fā)揮到極致，游刃有余于“正與邪、朝與野”等領域。讀者對韋小寶的接受史經歷了幾個階段?！堵苟τ洝愤B載之初，很多人對韋小寶的形象不滿，因其品性有悖于常，金庸甚至遭到了辱罵和人身攻擊。從第一本開始金庸小說的主角就是不少讀者能夠代入的英雄俠士，讀者可在幻想中虛構自己的成長，以宣泄被積壓的種種欲望，而韋小寶是不能代入的，這剝奪了讀者的若干樂趣。但十幾年后，情況出現(xiàn)逆轉。轉變的原因在于金庸認真修改潤飾，并刪去了不少污言穢語；更重要的原因是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

  金庸曾撰文《韋小寶這小家伙!》，談到韋小寶是因時應勢而生。首先，從時代背景來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隨著商業(yè)社會的迅猛發(fā)展，體制的發(fā)展完善趕不上經濟發(fā)展速度，各類社會問題突出，貧富差距日益懸殊，工薪階層為生計奔波，而韋小寶的窮人發(fā)跡史給人一夜暴富的美好幻想；韋小寶的草根幽默也是單調生活的好佐料。因此，人們開始認同韋小寶，并逐漸肯定他。其次，在國際環(huán)境方面，60年代末，世界性的青年反傳統(tǒng)運動進入文化解構時代，武俠文化夢想失去了現(xiàn)實土壤，變得無以為繼，金庸的武俠也隨時代潮流而動，人物塑造從英雄到無賴、從大俠到反俠、從理想人格到現(xiàn)實人格、從文化頌揚到文化批判。

在對金庸的一片贊揚聲中，當然也有人持反對態(tài)度，有一批“新新人類”出版了共8冊的《“顛覆”金庸叢書》，包括《超能量的金庸人物》《非常難纏的金庸愛情》《一級棒的金庸武林》《找碴的金庸謬誤》《超規(guī)矩的金庸江湖規(guī)矩》《真混的金庸幫會》《旁門左道的金庸奇技》《最猛的金庸記錄》。這些書名本身就表現(xiàn)了“新新人類”鮮明的語言特色。有人說，一些“金學”著作按照崇高和脫俗維度，解釋金庸的小說題旨、創(chuàng)作態(tài)度，“贊揚多于批判，有歌德味道”（語出臺灣學者林保淳）；還有人認為，金學研究很容易陷入泥淖，一味復述迷人的故事，被金庸作品牽著鼻子走。龔鵬程在向2000年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提交的論文中寫道：“例如《找碴的金庸謬誤》，找出一大堆金庸小說中的破綻，看起來固然在從前的金庸叢書，甚或學者研究論文中也會有這種辨析，但不同之處在于：不是敬畏與商榷情節(jié)，而是瓦解神圣。”其實，早在1966年1至3月，在《海光文藝》上就有佟碩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論》，認為金庸作品并不完美無缺，有“為情節(jié)而情節(jié)”的傾向，給人牽強附會、違背生活邏輯之感。此外，還有人認為金庸小說的不足在于情節(jié)巧合太多，有些離奇得不合情理。人物的有些性格前后不太統(tǒng)一；語言不夠生活化，有點文言腔；對傳統(tǒng)文化過多迷戀……

  在反對聲中，王朔的《我看金庸》聲浪最大，最無忌。“什么速度感，就是無一句不是現(xiàn)成的套話，三言兩語就開打，用密集的動作性場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說文字通通作廢，只起一個臨摹畫面的作用……”對于王朔的批評，金庸以四兩撥千斤的辦法輕輕駁回：“我第一個反應是佛家的教導：必須‘八風不動’……王朔先生的批評，或許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無可奈何的了……”“王朔的小說我看過的不多，我覺得他行文和小說中的對話風趣幽默，反映了一部分大都市中青年的心理和苦悶。我的評價是正面的”。金庸的回復心平氣和，贊人筆下留情，自認才力有限，以禮待人。王朔聞此坦言：“比起金庸來，的確讓我慚愧。”

  在雅化“金學”潮流中，不乏俗化“金學”的潛流，在贊美聲中夾雜著反對的聲音，這兩者都能推進對金庸小說的研究，但不管如何，金庸開創(chuàng)了新武俠小說派別，獨樹一幟，這點難以否認。

責任編輯：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