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貴陽晚報》報道,凱里市“兩辦”于日前印發(fā)了《凱里市規(guī)范操辦酒席行為實施辦法(試行)》的通知,重新對婚喪操辦酒席范圍、規(guī)模和申報程序進行了修改。其中,復婚、再婚不得操辦酒席,一事多辦、一事多地辦等情況也屬違規(guī)操辦酒席行為。

　　凱里的這個通知不由得讓人心里犯嘀咕,復婚再婚怎么了?就得受歧視嗎?記得不久前河南省前臺縣也出臺了一個關(guān)于婚喪嫁娶的文件,文件規(guī)定彩禮總額必須控制在6萬元以內(nèi),喜宴酒席要控制在10桌以內(nèi)。雖然事后臺前縣相關(guān)負責人出面解釋說,文件意在引導,不具有強制性,但還是受到了輿論的質(zhì)疑。

　　為什么最近各地政府忽然集體關(guān)心起老百姓的家務(wù)事了呢?這大概與去年年底,國家衛(wèi)生計生委、民政部等11部門聯(lián)合下發(fā)的《關(guān)于“十三五”期間深入推進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的意見》有關(guān),意見明確提出倡導婚事簡辦,反對包辦婚姻、違法早婚、大操大辦和借婚姻索取財物。

　　近年來,一些地方紅白喜事大操大辦,天價彩禮、舉債結(jié)婚,因婚返貧的現(xiàn)象不在少數(shù),這種婚事上的攀比奢靡之風,正在像病毒一樣向社會各個層面蔓延,多少相愛的情侶一路走來,卻因為過不了結(jié)婚這一關(guān)而最終勞燕分飛。在這種情況下,由政府部門出面引導和倡導婚事從簡,移風易俗、幫助民眾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本來是好事,無可厚非。但由于一些地方政府文件動輒就用禁令、禁止這樣的表述方式,讓這種傲慢之重實在無法承受應(yīng)有的倡導之輕。

　　由政府部門下禁令來遏制并非是最好的選擇,特別是涉及普通民眾家事的時候,直接動用政令不免有些簡單粗暴,不僅收不到好的效果,而且會讓人覺得手伸得長了。而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先追溯一下風俗的來源。

　　無論是好的風尚還是壞的習氣,從本質(zhì)上說都是一種風俗。所謂風俗,從詞源上講,“風”來自于《詩經(jīng),國風》,指的是各地、各諸侯國的民謠、民情,后來引伸為各地有特色的風土人情。而“俗”指的是社會上長期形成的風尚、禮節(jié)、習慣,或者是大眾化的流行。所以風俗是自發(fā)形成的,有地域特色的民間文化。

　　那么風俗能不能改呢?當然可以改。中國有一個成語叫胡服騎射,這是一個典型的移風易俗的故事。戰(zhàn)國時期的趙國與北方的胡人交戰(zhàn),趙國人的風俗是身穿寬袍大袖,坐戰(zhàn)車,而胡人卻都是短衣襟、短打扮,騎戰(zhàn)馬。雙方一交手,趙國人明顯就不如胡人靈活。于是趙武靈王開始進行軍事改革,要求國人胡服騎射。開始的時候大家都覺得胡服不和禮制而且難看,這也就是說,趙國人固有的風俗很難改。而趙武靈王的做法是率先穿胡服騎戰(zhàn)馬,最終使胡服騎射從異類變成了流行。

        胡服騎射的故事告訴我們,風俗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而要移風易俗卻需要自上而下的帶動。就像民國時期,傳統(tǒng)的中國婦女還在等著包辦婚姻,以目不識丁、足不出戶為美德,而一些知識女性已經(jīng)開風氣之先河,剪短發(fā)、上學堂、自由戀愛了。漸漸地越來越多的傳統(tǒng)婦女覺得知識女性美麗、自信、健康、時尚,開始去追隨她們,于是風俗就真的變了。

　　擇善而從之,其不善而改之。對社會中的普羅大眾而言,他們可能沒有能力去創(chuàng)造先進的文化,但是他們完全愿意去追隨先進的文化。所以,要改變落后的風俗,倡導健康的社會文化,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首先就要從精英改起。先富起來的人、黨員領(lǐng)導干部、公務(wù)員、知識分子,這些人是社會的榜樣,他們代表著進步與成功,也承擔著引領(lǐng)社會風尚的責任,只有他們做到了脫俗,社會才不會再庸俗。

　　事實上,中央禁止大操大辦的禁令并不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就是針對人民群眾中的先進分子——黨員領(lǐng)導干部的,以黨員領(lǐng)導干部來帶動普通人民群眾,這才是正常的邏輯。所以,我們一些地方政府與其總想著怎么下禁令,怎么去管老百姓,不如多想想如何管好自己,以身作則、言傳身教,這才是最重要的。

        責任編輯：王海峰